国学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进程中形成的。本课程从四书、五经、诸子等专题进行讲述，帮助同学了解国学，以便研究国学，传播国学，吸收前人的智慧，用于拓展心胸，提升修为。

近现代国学大师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在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国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他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他堪称首推“国学”之第一人，其国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曹聚仁记录整理）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

陈寅恪，江西义宁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而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二十多年，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

钱穆，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9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8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