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第十一届）全国企业诚信与竞争力论坛暨首届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不目宏观者不足以目微观”。若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就要了解我们国家经济宏观的大势，找准企业定位，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这是企业制胜重要的前提条件。

　　今年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分析上半年的经济形势的同时，提出了要高度重视经济下行压力，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这两个“高度重视”是中央政治局对当前经济运行主要风险作出正确的判断，是对当前宏观调控主要任务作出的重要部署。然而，这与当前经济学界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郑新立认为，应该用中央政治局的判断统一我们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协调各方面的行动。

　　首先，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经济下行已经持续的三年多的时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速是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是6.3%，出口0.9%，CPI（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是1.3%，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43个月为负。8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到6%，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又下降了4.9%。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连续三年多下降说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通缩紧缩。现在一吨钢筋的价格现在降到1900块钱，也就是说一斤钢筋只有9毛多，钢筋的价格已经低于白菜的价格。这样下去严重的需求不足已经形成了一个不良的预期。由于连续三年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企业家看不到市场的亮点在什么地方，因此不敢冒然去投资。

　　若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会引起系统性的风险，包括一批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脆弱性的行业，像钢铁、煤炭这些行业有一些企业就要倒闭，银行的不良资产会增加。持续下行外资也形成不良的预期，外资会出走，导致人民币汇率的下降。所以经济下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当前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经济下行是主要趋势，通货紧缩是主要风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开放37年来，投资率不断的上升，居民消费率不断的下降，投资率由80年代初的3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8%-49%，上升了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80年代初的53%，下降到最低只有34%，也下降了17、18个百分点。这样一个趋势就导致了产能的过剩。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生产能力不断的扩张，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下降的这样一个道路。现在在1年70多万亿的GDP中，将近一半用于投资，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居民消费，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需求不足的同一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扩大内需入手，才能缓解目前需求不足、经济下行、通货紧缩的局面，包括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从近期来看，扩大投资最有效，所以中央提出扩大投资是关键。从长远来看是扩大消费，扩大消费是缓解目前产能过剩根本的出路。目前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在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其次，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支持。近四年，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我们说得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质上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我们从数据上一看就一目了然。1991年到2010年，二十年的时间内，M2的增长速度年均是20.5%，M2就是流通中间的现金加上银行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M2是总需求的一个总闸门，M2的增长速度就是代表了每年我国总需求的增量，就像这个渠道的水一样，M2是一个总闸门。从1991年到2010年M2增长速度年均20.5%，经济增长速度年均10.3%，M2的增长速度正好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从2011年到2014年这四年的时间内，M2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3.5%，下降了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就少了几万亿货币的投放。今年上半年M2的增长速度又下降至11.8%，比前四年又进一步下降。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两年五次降息，今年宣布了两次降准降息，一是6月27号，一是7月28号，两次宣布降准降息，可以说为增加M2的投放采取了重大的措施。由于企业对经济运营形成了一个不良预期，由于连续43个月PPI为负，所以企业缺乏投资的积极性，银行找企业贷款，但企业不愿意贷款，也不愿意投资。银行不敢给小企业贷，怕贷出去以后无法还钱，缺乏抵押物也缺乏信任。所以现在想扩大M2的投放也比较难。现在需要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这四年，由于对地方的土地财政叫停，过去一年土地出让的收入超过财政收入，一年十几万亿，现在土地财政叫停，这么大一笔准财政的支出又没有替代性的支出措施来弥补，所以在财政上包括土地财政在内也是从紧的。财政支出再加上货币的投放都是从紧的，导致了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经济下行，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特别是M2增长速度下降。现在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要采取措施来增加货币的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三，聚焦农村改革是实现稳增长的根本途径。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习主席在7月30号下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讲话提出要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4月30号上午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一季度的经济形势，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4月30号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学习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习主席发表了一个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讲话。他在讲话提到要实现全面小康，关键是看农村，农村的发展是个关键。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四化”，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一是要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二是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四是要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要按照这个要求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如果我们认真的学习和落实习主席的讲话精神，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这三件事紧紧抓住往前推进，这就能够启动巨大的潜在需求。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对农用生产资料的需求，新农村建设可以释放对建材的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使4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全家团聚。现在农民工有2.8亿人、留守儿童6000万、留守妇女4600万、留守老人4000万，加在一起有4.2亿人全家分离。有的农民工在城里已经干了二、三十年了，但由于他们是农村户口，享受不到城市户籍的公共服务，这是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一个重大的不平等。习主席说要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首先，在户籍上存在很大的不平等问题。

　　第二个不平等就是城乡居民财产权益的不平等，城里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从土地到房产全都是商品化、市场化，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参加当时福利房分配的人，当时用较低的价格把房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随着这些年城市的不动产增值，那套房现在的价值都在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城里人的财富上升很快，但是农民眼巴巴看着城市人有钱了，自己的宅基地、耕地、房产不能像城里人一样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实现财富的增值，这是当前城乡居民基本权益最大的不平等。所以要围绕它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改革的方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承包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农户的宅基地和他们的房产抵押、担保、转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跟国有土地同权、同价。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的三个大红包，但这三个大红包实现不了，对农民来说仍是“井中月”、“水中花”。然而，现在有一个地方已经实现了，就是重庆市。重庆市早在七年以前就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它是中央确定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试验区，搞了“地调市场”。搞了七年效果很好，这七年的时间内，重庆宅基地转让出去的有320亿，卖了17万亩，320亿里面15%归村集体，85%归农民，有270亿装到农民自己的口袋了，农民退出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之后，在城市落户，平均每个人从出让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里面拿到10万块钱，重庆市将其作为农民在城里的安家费。另外，由于重庆实现了这项改革，在这七年的时间内户籍的城市化是全国各城市提高得最快的，已有300万户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另外，城市建设用地也不缺，还新增了7万多亩耕地，可以说此项改革非常好。

　　重庆市这个改革的经验就是全面的落实了习主席的讲话精神，落实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改革的精神完全一致。由于重庆市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释放了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巨大的潜力，因而今年上半年重庆的增长速度为11.8%，成为全国各省区市中得领跑者，原因就在于重庆市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

　　若重庆的经验能够在重庆推广，特别是在农业人口比较多的地方推广，将释放出比重庆几倍、几十倍的需求潜力。如果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落实了，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往下掉、而是往向上，不是保7，甚至回到8%都是有可能的。如果重庆的经验在全国推广，郑新立相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回到8%。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三大机遇对企业家们非常重要。一是，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下一步将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财政政策的支持会有很多，银行贷款会灵活一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会比过去更容易了。二是城乡一体化的机遇，包括新农村建设等。第三是创业创新的机遇，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抓住这一机遇要抓住，便会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越是困难的情况，越是企业出现分化的时候，困难的企业会被淘汰，只要认清经济大势，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机遇，抓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