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次世纪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营已经进入了相对高涨期，在调控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对付通胀的压力，所以它也是一个通胀为整个阶段性特征的时期。最简要的对于当前通胀的解释我运用一个这样的概念，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是复合型的通胀，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因可以说清的，复合型的就是多种原因叠加在一起。
　　第一个原因是输入型，我们现在很多的燃料原材料要依靠进行，比如说石油，中国有57%的石油要从海外进口，海外的原料价格上涨是我们阻碍不了的，他们的价格上涨就造成了我们中国输入性物价上涨的因素。这个是我们自己无法改变的外来因素。
　　第二个大因素是我们内部经营过程当中，就是内部和外部互动的情况下，由来已久的我们基础货币投放，然后想方设法把流动性对冲的压力，因为冲的并不那么干净，在进入经济高涨期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把外币结成人民币，然后央行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来对冲这种流动性来维持币值相对稳定，这个做的比较吃力，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方面不断的出手，应该说空间还是有的。我们观察到央行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它主要是把银行的可用资金越来越大的相对数封在那里，不让他投放，起到对冲流动性的作用。但是政府在这方面并不能无限使用，显然它有一个副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通胀因素要提到成本推动，这个事情影响更深刻，我们前面所说的因素是无可奈何，有的是我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慢慢淡化，比如说结汇制，中国人民币走向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这个是大势所趋。到时候我们必然要通过改革实现很大的转变，但是现在成本推动在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的因素应该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现在我们正在丧失，现在这个刘易斯拐点是已经到达还是向我们逼近呢？这个在实际判断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实质性的差异其实不大。不论是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还是没有到这个拐点，这个情况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很多用工荒已经逼的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向中部移了。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的几年当中，这个成本的压力会不断的影响现实生活。对于负面的影响是由于用工成本的上升推动我们这个产品越来越表现的价位上升，表现的物价和通胀中间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在扩大影响的因子。但是它也不全是坏事情，如果我们意识到劳动力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逻辑上就引导我们市场主体的千千万万的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要大家一起努力来加快升级换代，用其他的口投入，其他的要素投入的潜力的释放，对冲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而提高我们全要素生产力，来使中国经济继续发挥活力，而升级换代是中国经济必须要走的路，既然有这个压力我们有要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更好的做好我们的升级换代这样一个发展方式转变的通盘的必须解决的一个历史任务。
　　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中长期化的因素，实际上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有一个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这个观点在一些经济学者那里他们一开始就是断然否认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它不会千百种商品一起涨，总会有带头的。这个从理论上讲就是市场上有比较快的通常的调节结构问题，留给当局的任务就是你不要管结构，你就管货币总量。这个方面在中国的调控实践里面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作为研究者我这些年一直在注意，2007年中央讲两房的时候，当时我们的CPI充到的8%以上，一季度到四季度结构特征一直存在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中国的物价上升的过程因素里面第一位的就是食品价格，当时占了80%左右的份额，另外一部分就是房价，现在统计主要的不是我们买房的价格，是租房市场价格。和在一起就占了九成以上。其他千百种物品和在一起的价格上涨在所有上涨的里面只占了一成左右。后来大家知道突然一下子转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了，那个时候中国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样实行经济扩张上去了。等到物价起稳相好就是这半年多。CPI最近两个月是5.1、5.3，这个是比较高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就要特别注意怎么样控制物价，物价和民生是有关系的。但是在具体的物价上升的结构分析里面，我特别注意跟2007年的四个季度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5.1的去年11月的报到。它说整个物价上涨里面食品的价格上升因素是75%，房价上升的占17%，这两个物价上升给其他千百种物价上涨的份额不到一成，就是8%是其他所有物品的上涨因素的和在一起的CPI上的表现。这样的结构性的物价上升特征至少是反映在中国加速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有自己特殊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市场在结构自调节方面的功能是相对弱的，某一些结构性的供不应求的问题长期存在，食品价格和房价这两项如果它是构成我们现在CPI上升最主要的问题的话，给我们的政策设计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症下药的方法，是什么？是不是要看中有针对性的有效供给提升的调控，这种调控主要不要指望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可能做那么多的区别对待，最主要的就是货币政策就是总量调节的特征。而财政政策恰恰是需要区别对待的，有褒有压，看到一个具体的对象采取特定的调控措施。这种措施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今年货币政策已经合乎逻辑的回归稳定之后财政政策还要保持一定时间的积极。我们现在说今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带有扩张特征的财政政策。我们针对物价上升的特点，我们怎么样想方设法增加农副产品的供应量，这个是财政政策必须要特别考虑的。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要调动财政可用的资金，稳固和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来提供对于务农的社会成员的直接补助，这一种财政资金要进一步的具体到调动务农者的积极性，这样的话粮食可以保证自己一定的幅度，那么下一阶段可能会保持上涨的压力。如果对冲的好，不排除我们在相对高涨期里面某些阶段上会使物价趋稳，我们希望下半年物价的上升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很多人预测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和财政政策的发出是有关联的。财政政策都是有针对性的实行补贴，财政政策就是要体现这种经营活动可能本身会产生一定的亏损，然后我们把它填上去让它可以运转，整个市场上就会遏制物品价格上升的调节效应，这都是我们所说的增加有效供给里面在食品价格方面必须要做的事情。
　　从今年的预计来看，农业生产现在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春旱比较严重，但是也不能太悲观，我记得去年在有些地方主要在西南一带春旱比较严重，但是全年走下来是一个大丰收之年，因为我们的夏粮只占收成的四分之一，秋粮占四分之三，所以去年是一个大丰收，有这样的好的粮食大丰收，食品价格可能还要加上副业，但是粮食价格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今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能够有力的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可以延续这样的过程，这样可以抑制食品价格的上涨。
　　再一个，财政政策怎么样缓解房价上升的压力也应该进一步的发力，来配合现在房地产调控新政的事情。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安居工程里面从棚户区改造到廉租房到公租房这样的具体要求比过去清晰多了。过去总说政府要通过经济适用房的趋势解决低端的住房需求。实际概念经济适用房这个概念非常的模糊，而且现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成为很多强势部门、官员假借这个名义给自己提升住房条件，享受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的幌子，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经济适用房的小区真正解决低端住房需求的比重甚低，而本来不应该侧重于去辅助的人群，中等收入人群以上的，甚至高收入人群，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住进了经济适用房小区，现在这个在调控当中非常清晰了，以后这个概念可以用，但是有限产权，比如上海非常明确的说是共有产权和有限产权，你不要想用它来套利。我想从廉租房做起，然后加快公租房，公租房的建设是很能解决收入夹心层碰到的问题的，这些收入夹心层显然不适用于廉租房对象的，现在你们想象大学毕业生和公司白领他们不可能住进廉租房里面，那么他们不得以涌入商品房市场，他们必须要抢这些有限的资源，抢到了之后就变成了房奴。有了公租房之后他们可以安稳的非常体面的住进这种好的房子，但是是按租的方式，他们住进去以后就不会像以前每隔几个月就给你施加一定的压力，说别人涨价了，我也要涨价。现在这种公租房就没有这种压力，他可以非常体面、安稳的解决了这个阶段住房的问题，等以后收入提升了以后再考虑买一个产权房。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公租房的安居工程。这一块出来以后那么我们CPI的房价上涨就没有那么多了。总体来说这个困扰我们民生所谓房价上升造成的CPI上升的因素，以及实际生活西面商品房市场表现的问题多可以得到正像的校正。财政政策是有明确目标的，李克强副总理是明确到今年1000万套必须要完成，今后几年要完成3600万套。这个里面当然不可能是由财政全部出，这个里面各级政府可以在里面出一半多一点，其他的我们可以完全用现在市场发展起来的机制，以BT、BOT、政府按揭、政府和民间主体拼盘等等，拉动社会和民间资本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认为这种安居工程建设完全可以用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一定要发展起来。
　　财政政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虽然我们看到一些物价的上升，但是财政政策并不是一位的缩紧银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还有很多的赤字，这个赤字绝对量并不少，但是比去年年初的安排是有所下调的，安排这个赤字保持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扩张特征，它还要做什么事情呢？除了前面通过针对性调控食品价格和房价上涨之外，我们这个财政政策还要解决提供资金、拉动其他社会资金给前面两年多的已经投进去的资金提供后续来源。比如说我们棚户区改造总共投入4800亿，原来住在棚户区的居民住进了现在新的楼房，那他们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跟他们生活相关的小区与整个城区里面的集中供暖系统就要改造，这些就需要资金，因为他们很多人进了这个楼房以后，他们的收入低，他们可能交不起取暖费，政府就要想办法帮他们做取暖费，这个就是后续资金支持。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瓶颈的环节，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中心城市，北京、南京这样的城市，它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明显的对社会生活产生威胁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们的交通技术搞了这么多年的升级换代仍然跟不上经济发展，这个里面简单的说我认为政府比较牵头，赶快优化这样像北京、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它的通盘的开发建设的顶层规划，优化规划的同时要赶快筹集必要的资源加快建设轨道交通系统，在北京和南京都必须加快建设地铁，否则你跟时间赛跑你跟不过去，那么这个矛盾哪一天要爆发的话，对于社会生活的震荡就非常带有破坏性了，北京其实已经走到这个边缘了，不得以搞了一个全民投票，搞了一个方案，就是非常严厉的限购等等，最近有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一是把这个矛盾后移，北京跟纽约相比远远没有达到纽约的水平，怎么能堵的这么严重呢？所以现在北京就要必须想方设法加快建设，没有别的出路。这当然也需要财政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不可推卸的重点的投入和拉动、牵引作用。把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合在一起，加快这种一线城市交通设施的升级换代，要毫不犹豫的向前作。这个是我们政府和财政政策必须要解决的突出事项。另外还有新医改，按原来的说法是三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覆盖全体公民的医疗保障卫生体系，那个时候财政成算是新增8500亿的财政投入，现在财政部的领导层说估计这个投入总量要超过10000亿才行，很显然这些事情和民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一样，紧缩就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在结果上我们还是要发力，要把钱用出去才能有利于民生的改善，这个是在中国讲宏观调控的时候不得不增加一个有效供给的调控视角，而且增加有效供给的调节我个人认为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们不是一个比较短期的方法，它是在我们整个经济周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要抓住不放的，但是总量上和特征可以由所不同，但是必须要抓住不放处理好的有中国特征的特殊事项。
　　接着向下说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指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增加政府的供给管理这方面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过度的迷恋行政手段，有些事情供给管理可能带一点供给色彩，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避免，比如说北京治堵，逼急了，限购、限号什么都一起来，这个都是行政手段，我觉得以后我们的交通建设到位了，这些行政化手段就要撤销掉。如果交通系统基本建设到位，这么多的限购、限号、限入就影响淡化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做的非常起劲，有一些我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你要把商品房的每一套房子都标上明确的价格，然后由政府认定以后，就这么在市场交易里面就成了一个不可调节的死的量值了，这个我怎么也想不通，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把这个当成他的一个政绩，把它贯彻中央精神的一个新的表现。你要是重视房地产调控，但不是这么一个重视的路子，一样的东西表明多少钱，然后一点不差，就按照这个执行，你把整个市场里面的活动看成你行政系统的延伸了。我对此事有明确的怀疑态度。我不认为这些行政手段不停的向前推可以推入合理的供给管理。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警惕，不能要迷恋行政手段，以为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把限购、限价、限入弄的满天飞，不能够设想中国以后就靠像北京这样的限制购车和限制购房就把这个市场健康问题解决了，不能想象我们现在依靠长期硬按着不懂的煤电价格的严重扭曲，长此以往继续下去中国就可以健康发展？可以走向健康的现代化？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你无论要控制物价关怀民生，你都不能把它放到这个道理上去。我们要把市场经济的建设完善，和整个经济社会的转轨、发展方式的转变处理成一个可以和前后衔接的过程。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应该再往下说呢，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如果说到控通胀、保民生，还要注意警惕一种行政抄条的风险，这种风险是结合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在过去改革过程当中已经受到冲击，但是现在动不动就有可能死灰复燃的政府万能幻觉，似乎政府想调什么你做这个做那个调到位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一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在现在的调控当中，我是觉得有点已经带有复归之势，这些行政的看起来是为了民生，以一种行政手段进行及时的解决，但是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要完成转变发展方式，完成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要求，完成转变的这种意识潮流是相悖的。如果相悖的话，你实际上把短期调控做成了中长期化解矛盾的努力对立起来了，你现在做起来这进事情看起来很起劲，效果不会好，而且会给以后我们中长期我们要化解深层矛盾制约使中国现代化路越走越宽的努力可能带来实质性威胁的障碍。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里面值得再强调一下的，要把短期调控对于物价的平抑还有以后的各种要素的交易和流通的机制一起走向长期可持续方面的考虑，怎么样真正打通。不可避免的权宜之计还要用，但是不能把这种权宜之计就当成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再向下说我们就要说到控通胀、保民生的内容，民生实际上也要区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政治家说的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是对的，要从群众最关切的事情做起，体现你政府向服务型的转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里面要权衡好短期利益和民生长期利益之间的结合。短期利益是有可能和长期利益形成一定的矛盾关系，我们如果现在讲中等收入阶段上的人，大家现在都在警惕着中等收入陷井，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拉美的某些国家在上个世界70到80年代的时候曾经发展的非常有势头，进入中等阶段以后，很多人都以为他们还会再往下发展，但是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出现了一种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机制上的福利赶超的过程。就是我说的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说法很类似，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千方百计让群众的利益得到满足。在拉美的若干国家，它的决策层正好是比照美国的方式，政治领袖回应低层民众的要求就是珍重承诺，低层和领导层的这种回应造成了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机制上的福利赶超，这个只是暂时的，他们后来又掉下来了，但是掉下来的不仅是福利，还造成了经济的下降，然后社会的矛盾又出来了。这个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回避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把中国的发展过程简单的看成和拉美发展的过程进行直接的类比。但是如果你只是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能看得见、摸的着的利益解决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错。我前面说的一个是行政抄条的风险，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滞胀风险，你如果不权衡好短期和长期的衔接，不把真正能够焕发活力的能力使全要素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因素真正提供出来，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个阶段看起来民生在提升，福利在提升，但是后进不足，那么就是有些人现在已经在讨论的，就是中国式滞胀出现了怎么办？如果物价在向上走，而福利上不去怎么办？两个“八”如果经济运行在中国，通胀率摸到“八”以上，而增长速度掉到“八”以下，中国式的滞胀就可以认定了。我认为这样的矛盾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宁可把这个事情看的重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们真正解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消除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争取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有好处。所以这是我要说的最后一个基本看法，如果我们现在要警惕什么的话，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需要警惕的事情都是和一些中长期我们能不能够以比较小的社会代价处理好中国的惯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的事情。我们要警惕行政教条的风险，要警惕中国式滞胀的风险，所以真正的长远汇民生我们还是要进尺持续性的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处理好深化改革的问题，往往节能降耗，真正的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会停留于表态上和口头上，要把这些事情做实一定离不开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本文为在2011年度基金投资者服务巡讲大型公益活动的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