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现代中国100多年来的历程中，有那么多专业和非专业的人从各个角度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但仍然不能理解西方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西方真的难以理解，而是不少人内心从来就不想去真的理解西方，即使我能把问题说清楚，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听下去，因为当处在战争或面临诸多敌对势力的情况下，人是很难做到客观冷静的，即使那些专业人员也往往如此。那种种不理解并不是由于没有深入研读西方经典和历史，也不是由于什么语言和种族的障碍，或局限于自己专业的狭窄领域，而是由于人很难摆脱自己的情感、利益和种种局限性。这样看来，即使至今为止所建立的诸多关于西方的图象不甚可靠，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那种种片面或破碎的图象也是植根于人的心理上的需要而已。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即我们可能和某人朝夕相处，但到头来还是无所理解或无所知，那么面对着那四海之外的另一个遥远的文明，无法真的理解也是很自然的了。

西方文明在其演变中，也和其他文明一样是一个包含诸多相反因素的复杂的整体，或者说西方这个词的含义也不仅是地理和空间上的，它在历史的变迁也是不定和变化的，在西方那些复杂的因素中，希腊、罗马、日耳曼、基督教，自由主义，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哪一个才能代表真正的西方？西方人自己也未必有定论，它在历史中随着民族的盛衰和时代的需要而不断被重新解释，中国人在看待西方时，也是时时按照那种“洋为中用”的原则而进行解释和发挥。我在《西方思想史论》谈到西方19世纪后历史主义思潮时说：在现代中国，“一个容易忽视的现象是，这些对西方思想的借鉴也是带有某种选择性的。在西方哲学中有许多复杂或截然相反的内容和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各种内容的整体，我们在有的时候看到了理性精神、实证科学和启蒙思潮，在另一些时候又可能关注其基督教的源泉，或者是一些后现代哲学家对二元论和现代性的解构。总之，对于这些假如要寻找原因的话，那就可能同样如解释学派所说，是源于我们自己有限的视域或那些特定时代的需要了。

”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时曾经是言必称希腊，但希腊在西方自己的历史中也是被不断地重构，它在中世纪被遗忘，被基督徒看成异教徒，在19世纪被德国人塑造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近几年，中国还有厌恶西方的人出书要揭穿西方的阴谋，声称作为西方文化源泉的希腊文明是一个虚构或伪造。再如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至今为止不少向往西方科学、民主和自由的人常常难以接受，那位在美国获生物学博士并以宣传科学精神为己任的方舟子就在不断的批评基督教。对于欧洲历史中的日耳曼因素，许多宣传西方民主的人也不喜欢，他们偏好的是拉丁民族，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将法兰西作为西方文明最先进的代表，那位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是偏好法国，但事实却是法国从拿破仑战争后已走向衰退，在19世纪的欧洲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已逐渐让位于英国和德国。德国有不少人曾经以反西方为己任，将自己认同于东方，但今天的德国也已成为西方的一个部分。在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中，在二十世纪中引人注目的是欧洲的衰退和美国的崛起，美国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但令人奇怪的是不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情感上总是不喜欢美国而偏好欧洲，而不少欧洲人一直不喜欢“美国化”以及那种暴发户的形象。在近几十年，不少中国人开始引入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在后现代思潮中也包含了西方对自己的反思和质疑。

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图象也是处于不断的建构和变化中。而且他们在建构自己的传统时也同时建构了东方，也是以东方作为自己的背景和前提的，或者说，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以东方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是以东方威胁论作为前提的。看过电影《斯巴达300勇士》的人都可能如留下那些印象，即西方文明是从希腊联军战胜东方的波斯帝国开始的。在近代，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念念不忘东方的威胁，他说假如法国在公元732年普瓦捷战役中没有打败入侵的穆斯林军队，那么西方的所有人会屈服于伊斯兰教吗？吉本的回答是“也许”。在欧洲对中国图象的建构中，其形象也是在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有时将之看成天堂和乐园，有时却又将之妖魔化。近十余年不少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对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但事实上像伏尔泰、莱布尼茨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崇尚和理想化也是出于他们自己批判封建专制的政治需要而已，而不等同于客观的认识。

18世纪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在他的随笔集《世界公民》中，和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一样,塑造了一个想像或理想的中国,并以此来批评英国社会的黑暗司法和宗教伪善，书中在字里行间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理想化的东方封建帝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国泰民安，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人民的守护者、慈父、益友，统治者开明，百姓安 居 乐 业，法 律 惩 恶 扬 善，社 会 道 德 情 操 高尚，然而作家哥尔锝斯密斯对中国的这些描写也并不十分可靠，而仅是借中国来讽刺和批评英国社会中的腐败和堕落。其中批评得更多的是英国的法律和司法，其中有个几近荒谬的实例，以讽刺英国用来统治民众的恶法、严刑峻法，有一位五岁丧父的乡村孤儿按照居住法从一个教区赶往另一个教区，不得安顿。

后来按照济贫法给送入劳动院学习木工，学习完毕后出院寻觅工作，路上捉了一只野兔，犯了狩猎法被拘了起来，地方官吏认为他同时还犯了流浪法，把他送入伦敦监狱过了五个月，给人押运上船卖给海外种植园，奴役期满后想尽办法，不久又给拉去打仗，在七年战争中失去了四指一腿哥尔德斯密斯在书中也讽刺英国人的宗教虚伪，认为他们的信仰并不虔诚，其中一个中国哲学家来到圣保罗大教堂，看到礼拜开始时人数很多，但奏乐完毕之后，大部分人就匆忙离去，再看留下来的那些人，很少是真心做礼拜的，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和邻座女子眉来眼去，有的因头天晚上饮酒过量、或通宵玩牌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只有一个老妇人似乎是为牧师的话所感动，事后得知她只是住在教堂里的一个聋子。

哥尔德斯密斯还对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进行了赞美，认为中国就有一套合理近情的法律体系，书中多处引用孔子语录和中国的寓言故事，!但它们有些是张冠李戴，有些是无中生有。这种模仿中国的风格当然走向过度，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哥尔德斯密斯对此也有讽刺和批评，他在一个短剧中虚构了一个中国人，他去拜访了一个中国艺术的爱好者，那位爱好中国艺术的女士非常兴奋，大声说：“天啊，我是多么喜欢这张具有外国气派的脸啊！他那异国情调的宽阔额头是多迷人啊！为了看到他穿本国的服装，我愿付出一切代价。先生，请转过身去，让我看看你的背影。”后来19世纪美国小说家欧·亨利也在《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小说中嘲笑那种世界主义。

当然，西方的历史也在在演变中，对东方或者中国的看法也是在变化的，到19世纪这种对中国崇拜减退了。他们对东方的图像也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迁，欧洲在18世纪时是崇尚中国文化，但在十九世纪后则是持一种贬抑制的态度，黑格尔哲学中有对中国文化的轻视，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说西方东方学家对东方的研究往往基于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西方中心，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到20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又逐步改善，一些历史学家也力图摆脱那种西方中心，将西方置于一种全球视野或与东方的关系中，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