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在浙江宁波一带出差，发现许多工厂都发生了工人罢工，目的就是要求涨工资。我认识的一个企业家的工厂，工人们一连罢了四天工。从慈溪到北仑，罢工到处都在发生着。这种情形在过去绝无仅有。只是由于媒体不报道，不公开，使这种工人群体的集体行动显得默默无闻，好象不存在。
    也是在同一时刻，广东东莞甚至还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罢工。今年11月27日早上八点半，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宝屯区爱高电子厂发生了上万人的罢工事件。为什么到了2007年，罢工成了我国普遍的现象？由于媒体不报道，很容易给人形成错觉，好象目前的中国，劳资矛盾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无关紧要。
    但我们如果顺着这些事实真实地思考下去，便会发现，劳动与资本的对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现实。经过近30年的改革，劳资关系已经完全形成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劳动与资本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温情脉脉和一元化领导，演变成两个对立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朗化，并开始走向法制化。
    一方面是工人们在罢工，一方面是企业主逼迫工人辞职另签合同。广东在发生了华为公司5000名员工集体辞职再签合同的事情后，另有一批企业马上跟风行动，强令员工辞职，如果不照办，就解除劳动关系。中央电视台已于12月7日晚上的节目专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由此可见，工人在行动，老板也没闲着，劳资双方都在行动，都在捍卫自己的利益。
    尽管，从法律层面讲，罢工目前在我国仍然没有法律依据，有不合法的嫌疑，但大量的工人罢工的实践，已经突破了这个法律禁区和宪法盲点，已经成为不可忽视和不可置疑的既成事实。
    不管法律怎么说，不管法律是否存在，工人们已经在行动，在自发地维护自身利益，完善自身的权利。在没有工会、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创造了无声和默契的奇迹----一个上千人的工厂，在没有任何工会领袖，没有任何职业的组织者，在没有任何事先的准备的情况下，瞬间便会步调一致地宣布集体罢工。
    这种默契，这种齐心协力，真是令人惊奇。中国工人兄弟们的无声行动，已经显示出当前我国劳动群体的觉醒和觉悟。改革近3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莫过于工人群体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在被冷落了近30年之后，终于开始显示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向社会表明自己真实的存在。
    之所以出现这种步调一致的整齐行动，除了是今年物价上涨的原因，也是多年来对劳动群体压抑的结果。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矫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行为，我国在1982年修改了宪法，将“罢工”一条从宪法中删去，并严禁社会再出现大鸣、大放、大字报等行为。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主要是扶持发育中的企业家群体，政策更多地是向企业家群体倾斜。
   这种调整在某个历史阶段是必要的，但25年过去，社会情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倾斜，力量的不平衡，导致改革开放之后，利益的天平越来越向资本倾斜，劳动群体的收入长时间地被压在一个低水平。
    例如，前几天我在江苏搞调查了解，这里有中国最好的一个电器工厂，这个企业一年上交税收2个多亿，工资支出有7000多万，企业净利润约2个亿。在税收、税后利润和工资这三者之间，工资是最小的小头。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在西方国家，企业资本的所得约占企业利润的20%多，劳动工资所得约占企业利润的30-40%，我们国家现在是恰恰相反，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劳动收入小于资本收入最典型的国家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提高点劳动工资，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还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劳动工资是不是被我们国家其他因素逼的，逼成这个状况。企业把2、3个亿的利润交税交上去，劳动工资只有7000万元，如果把这2、3亿的税收划一部分到工资里去，将会牵扯到一个很大的宏观经济的问题，那就是财政消费与工资消费的关系。
    目前我国财政消费占我们国家GDP的30%，劳动收入和消费仅占不到20%，如果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那么财政收入和开支便会大大减少，这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消费结构的变化。所以，《劳动法》的制定影响的将是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企业利润将在资本、税收和工资之间进行调整。如果要增加劳动收入，便要减少资本和税收的收入。
    这是一场重要的利益调整。如果将财政收入减少1万亿元，资本收入减少1万亿，增加到劳动收入当中，那么我国的劳动消费立刻就会升上来。所以，企业和劳动权利和现行的税收制度，涉及的是一个大的利益格局的争夺。
    改革30年来，利益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部门和资本群体倾斜，劳动群体的收入一直被压低到极点，如果不尽快加以调整，我国已经形成的这种大的分配格局便可能固化，习惯化。由此导致的后果将是，一旦物价有一点上涨，便会导致工人罢工一类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是因为，当前的工资水平已经低到工人群体没有一点承受能力的程度了。稍有风吹草动，罢工等行为便会出现。因此，现在已经到了非调整收入结构不可的时候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煤老板上北京来买房，北京北郊有许多高档别墅住宅区，这里的房子都是上千万元一栋，但一些煤老板一甩手就买下了。对比那些每月几百元整日在矿下挖煤的工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富裕？主要资本收入太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压制劳动工人维权的行为，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低收入阶层合理的要求？
    当然，目前中国的企业发展也不均衡，有的效益好，利润高，有的处在微利的状态。这种状况也导致了工人的低工资。譬如，北京中关村的电脑一台只赚50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员工的工资是十分有限的。
    总结起来说，当前中国的企业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山西黑砖窑类型，由于竞争激烈，文化低陋，这些企业处在竞争最残酷、待遇最低级的状态。第二种企业是深圳华为类型，企业效益虽然好，但和员工也搞对抗。第三种是阿里巴巴层次，看看报道就知道，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后，融资120亿，阿里巴巴的员工一下冒出1000个百万富翁。
    从这点看，阿里巴巴公司是十分现代化的，是民主和平等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企业现在发展得非常不均衡，有好的，有坏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劳动权利要正常起来，强大起来。中国也需要更多的马云式的企业家。
    完善劳动权利，对于中国社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一个挑战，它带来的改变不只是劳动者利益的变化，它将改变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财政消费与社会消费的结构，我们现在的结构已经畸形化了。
    别看一个小小的《劳动法合同》，它将是一个杠杆，我们要利用这个杠杆来翘动劳动者弱势和资本强势的不平衡地位，改变我们社会已经歪斜了的收入和消费结构。
    在我刚刚写完这篇文章时，又传来了沈阳蚁力神公司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导致上万合同农民进城抗议的事情。种种迹象显示，目前的中国，所有不稳定的因素都来自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收入分配已经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