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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宏:​深度校企合作对普通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战略性研究
2018-10-28 2652
对象
所有人
目的
认知产教融合的战略价值
内容

      摘要:

      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必须走校企合作的道路,贴近产业办专业,产教融合似乎都是校企合作的热词,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提法我们并不缺少,如果只是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提法中使用了这些词语和理念似乎并不是重点,如何营造校企合作特别是深度合作的产教融合环境才是重中之重,否则任何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都只有新提法却依然是十多年前的运行实质,只务虚没法彻底务实是校企合作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现代高职院校的社会功能和职责必须与时俱进,从2017年两会精神到十九大政策指引,如何充分发挥告知院校在高校体系中的作用和任务;如何彻底扭转高校与企业关系中的“背靠背”问题,如何平等且利益均等的“面对面”携手发展;社会对现代服务业的迫切需求与传统认知和思维方式的矛盾,中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的转变给高校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如何切实贯彻?校企合作的程度不是语言表述上的深与浅重在行动上的认知和兑现;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高职院校从深度校企合作中开辟新路,把双创建设和国家战略意图切实做到融合发展

       研究的方向和存在问题与反思:

      1,为什么要产教融合、校企结合?产教要融合什么?怎么融?融到什么程度?融到什么火候? 到底要怎样的一个结果?跳出经济看问题,为什么一把手缺少“拍肩膀”的能力?“黑手博士”怎么就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被好多人惊呼为奇迹,到底是奇迹还是规律呢?经济高速成长的30年,抓住了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浪费,《第五个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我们做的如何?

第五个现代化被外媒称继1960年代"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后,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要改革要转型,办应用型大学?为什么要办?要办成什么样?

当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时候,应用型大学才需要转型到研究型大学;但如果从中国国情来看,地域差异的不平衡,中国超过1.6亿的人平均GDP不到2美元,超过2亿的人平均GDP只有1.6美元,巨大的数字和现状之下,应用型人才的结构性需求几乎是常态的。

应用技术型/职业型

      百无一用的人才培养模式千年未变,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除了当奴才就是当农民;所以就有了“屈原的一死了之;陶渊明的一走了之;李白的一醉了之;苏东坡的一笑了之”-------------产业结构决定了人才。

     产业结构要调整,低端服务型向高端服务型转变;教育要领先国民经济的发展,教育上的投资要快于和高于财政拨款的增长率。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德国崛起于小学课桌,英国崛起于中学校园,美国崛起大学实验室)。。。

      国与国的差异,地区与地区的差异,怎么能用一套人才方案应付全局呢!必须要有差异化一定需要切合实际情况。现在许多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除了辞藻较新之外,理念都是二十年前的。

大学的产品是学生,这个错误的理念延续了很久!大学的产品应该是课程。大学提供的是现代化服务。

     中国教育的四次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的现状是国共都没有实际控制中国国家主权,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等,这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教育厅发展的一个最佳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阶段,代表就是八年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第三次转型是1952年6月至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此次转型已经被学界肯定为伤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基础)第四次转型是199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并于8月29日通过,此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高校出现了合并潮,大学合并、高校扩招等一系列的举措之后,(截止目前来看历时二十年并不很成功)第五个阶段就是地方普通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把有特色的向应用技术型大学和职业大学转型,就2014年全国就有600所,其中308所1999年普通升格的普通高校和287所独立学院(见:来自于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的发言。鲁昕表示,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她还强调了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要分开等系列职业教育改革的问题。)

      大学的核心是课程,要做市场分析,国外的有些大学往往每年都给专业负责人一部分经费让他们请大企业的老总吃饭,聊天,这是对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获取市场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大学的功能是对知识的传播、创造和应用。传播公共知识的是普通教师,传播原创性知识的是好老师。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好老师呢?据说能做到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听课听不懂,能让这些考分700多的尖子生对他们的智商产生怀疑,知道山外有山人上有人,知道世界其实很大很大,于是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放下一切偏执和狂妄;能让地方性三本院校靠了三百来分的学生能听懂课,如果老师能让这么“笨”的学生都能听懂,不但传播了知识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这样的老师能不算好老师;还有就是对二本院校的学生听课听的似懂非懂,懂了吧有非全懂,不懂吧又懂了一些,于是就不断查资料激发自学自研的能力这样的老师也是好老师。其实这些表面上讲的是教学,事实上是科研。能做到“没有故事,不讲理论;没有数据,不讲评价”。

      来辉武教授国内外多次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因而支持教育,支持科技,教育奠基,科技兴国。此次在华大医学院设立奖学金其目的是为中国和美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培养优秀的医生和优秀的护士,使人类健康长寿。再一次向来辉武教授致敬!

      校企合作:必须有科研;大学和企业的关系最终会体现到“人”上。例如联想当初柳传志和倪光南之争,二人分道扬镳,柳传志赢了市场却输了技术;倪光南赢了技术却输了市场。学术资本化是校企合作中校方必须考虑的事情,否则企方就没有可图之利;大学和企业必须是一张皮不应该是两张皮,“没有感情走不拢,没有利益走不长”。IBM的曾经的一个口号“我们不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是带动人类的进步”,看似狂妄实际是后面有技术大咖冯.诺依曼和美国政府的50亿美金的支持。技术和资金是企业的左膀右臂,技术的创新和创意都是来自于高校,个人在创新创意的背后涌动的创业只是个首付罢了,长期的投入源动力还是高等学府。

      贴近产业办教育,但教育永远要比产业超前。对学生的培养核心不是手(技能)不是脑(思考)而是心(孝善)。培养学生的心智成长是教师的要务,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有效的心智交流。教师与学生的心智交流体现在关爱和沟通。目前的大学好像就是就业的中介店;文凭的批发站;爱情的期货市场。大学应该是精神的象牙塔;社会的服务器;心智的孵化室。在精神层面培养了脑的成长,对社会来说提供了智力,对学生而言是心智成长的摇篮。大学生应该学会“练爱”,以你自己的成长为中心。大学生的创新,创意和创业核心还是知识。没有创新就没有创意,没有创意就不能创业,于是创业就分成了两个方向,生存性创业,就是做个小生意;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另一个就是机会性创业,如谷歌和扎克伯格。谷歌解决了人和物的关系问题;扎克伯格解决了人与人的问题。

      大学的三个要务是:知识、能力、素养。对教师来说就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对学生来说就是:阅读、理解、表达,表现于在脑、在手、更在心。国外的知名学校的学生在大学只做两件事就是选择和表达;站起来能说,坐下来能写,走出去能沟通。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必须解决从脑到心的问题。

      校企合作目前的现状,刚开始是企业非常热心而学校反倒表现很官僚,倒是学校中某些教师非常渴望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比较作为教师最渴望获得来自企业的资源和资助,而学院的领导总是处于一个若有若无的位置上,有责任心的老师特别是专业负责人总是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做企业和校方的沟通和协调上,这个时候企业一方的联络人和学院一方的接洽人为了促成这个事情忙的不可开交,为了尽快促成校企合作的落实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于事无补的消耗上面,校方的各种行文,各种表格,各种申请,各种签字,各个办公室的来回奔波,期间对于老师来说还得忙自己的课程和科研,也就是份内的工作,反倒校企合作这个事情成为了一种份外的但是必须要尽快做的事情,所有的疲惫和不堪就是为了让资源能够达到一些合理的社会配置,如果劳有所获也还罢了,但往往是落得身心俱疲后不得不无疾而终。对于企业来说基本情况是第一次老总来,场面还算热烈融洽;第二次是办公室主任来;第三次就是司机来那个资料走人。校企合作的一个画面就这样过了。

       这个画面感非常令国外的同行费解但让那些企业的联络人和高校的有责任心的专业负责人变得不得不理解而且非常落寞的结果也就是教育改革中的障碍,这个障碍几乎难以逾越也几乎难以真正的解决。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了制度设计的问题了,就如同朱镕基总理所说“改革深处是产权”, 企业从校企合作中能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呢。这是个不需要打问号的问题,企业如果没法从校企合作中获得利益,这种合作是走不长的。但是如果企业拿出了他们的资源给学校用,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减税政策,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中能全力以赴,自然而然在校企合作中能把高校学术和技术资本化的愿望得以实现,事实上在企业、政府、高校三方中,应该是三位一体的局面。政府要高校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换工作,提高整体的社会劳动力素质和效率,完成人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企业能给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也能给高校教改和科研提供资源和协助,但是企业的这份努力如果能被政府认可并予以税赋上的优惠和减免,企业一定很有动力,而且通过校企合作能够实现多赢,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创业得到了高校的协助,高校的学术和技术通过企业转化为资本,资本在企业的运化中又成为社会价值的实现和提升。这个闭环一旦良性运转起来不只是表面上的三赢局面更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

      校企合作的良性运作中企业与高校的感情、利益、责任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几千年的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只有两个组织是长命的,一个是大学一个是宗教。但这两个组织其实都知识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只有把追求价值观和责任作为前提的组织才是长命的。企业如果太贪,不为大学做贡献,以追求利益为目的这种合作和企业的命运一样是短暂的。所以国家提出的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要素的规模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消除不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各种制度束缚和桎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我国有13亿多人口、9亿多劳动力,每年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数量较大,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潜力巨大,但就业总量压力较大,结构性矛盾凸显。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公平竞争的创业环境,使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各类市场创业主体“如鱼得水”,通过创业增加收入,让更多的人富起来,促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创业创新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创业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健全,善于创造、勇于创业的能力不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尚未形成。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加强全社会以创新为核心的创业教育,弘扬“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厚植创新文化,不断增强创业创新意识,使创业创新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

      神州大地上处处是发动机(服务器)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把创意作为创新的灵魂,把创新成为创业的源动力,坚持深化改革,营造创业环境;坚持需求导向,释放创业活力;坚持政策协同,实现落地生根;坚持开放共享,推动模式创新。这四个坚持是实现双创的国家战略总体思路。如此美好的设计就是我们的目标。事实上我们还处在努力营造这个氛围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解决问题是要找表象还是找根子。找表象的都是伪科学。大学的智力结构必须是多边智力,也就是学术团队必须与行政团队分裂;不少学校都设立了学术委员会,而且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不是学院的行政领导,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端。

      从现象到实质处处体现的是人的问题,表现却是多方面的。有制度上的有低地域上的有历史积累的有传统观念的。一篇文章无法激起波澜但一定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战略意义。国家竞争力的实质就是教育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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