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听有些学佛人士谈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现代社会执著物欲、唯利是图、人心不古，再没有了开放前内地那种闲适的修为环境和清静心地了，现代人已坏了良心，这些均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认为邓小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个别人士甚至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败坏了佛法，是修行人之魔。

这种观念看似在维护佛法，至于其是否是正知、正见、正理，还是由于智慧不足不识菩萨悲心慈愿而谤佛诽法、误人慧命，暂且不论。但因这个机缘的触动，加上我多年的世道禅悟机缘，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慈悲愿心的关注，促成了我从世道智慧、从大菩萨道角度来审视和观照这个问题。亦算是逆缘成就方便，对后学来说至少多一种参考吧。

古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大德在世，多为韬光养晦，如非为正法传播机缘或愿心所在绝不会特意彰显自己，要识得殊为不易。只有在世人欲望无法放下之处才最显其坦荡、真实、无私的本性。这自然也就成为识得大菩萨行宜的最好机缘了。今为大家辨证一下，或许可以作为大家正识、正见的参考标准。

大菩萨入世，由于多世修为精进，早已破除了多生累劫对在家和出家、对善恶、对生死、对名利、对尊贵、尊严及对佛法修为本身的分别执著，剩下的只有大慈悲愿心，及因之机缘起用的随缘智慧。

以上这些二元矛盾概念破除和放下后在现实一般会呈现怎样的风范呢？

对于在家、出家和善恶概念，不会象一些学佛人士那样对出家人感觉特别亲切或特别尊重，而是对所有人不论在家、出家都一视同仁，一切矛盾的面对只以客观真实、真理为处理依据。不执著于善恶的概念，也不执著于要做某种模式或标准的善人。超越了世人善恶的标准和对美善名声的追求，更重做人做事当下用心、机缘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的现实效果。

对于生死、名利概念，不追求对“超生越死”修为目标的执著，既入世道就同于世道正常的生、老、病、死。洞察了生死不会贪生怕死，为真理、为道义、为人民、为国家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世道所有的生存发展只为安于自己的良心、良知，凡事随缘顺势而为，对财物、名声没有特别的执著，一切用度都是为了做自己该做的本分事而已。

    对于尊贵、尊严和法执，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尊严或尊贵，能上能下、能左能右、能屈能申、宠辱不惊。从不以个人得失、个人安危为先，一切均是为利益世道人心。不执著于某种特定模式或法门的修为，一切现成。也不执著于命体超越常人的出神入化。为人做事平实、认真、真诚，内外一致、表里如一，一切唯从本性真心。一生只是乘愿而来，随缘而化、随遇而安。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以此来审视一下世纪伟人邓小平。我们不妨从邓小平一生一些大的历史事件中洞察一下，看看小平同志的人品、德行、坚持真理和智慧是否是一般围绕小我的小修行人可以做得到的。这或许是我们洞察佛法于世间的最好印证。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宗族家谱上为“先”字辈。似是定数所在，竟排在圣人之前。上私塾时，塾师认为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遂改名为邓希贤，少有的贤达，或修为成就圣贤境界。宋周敦颐的“三希修炼”也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论。18年后，已走上革命救国道路的邓希贤自己改名为邓小平。

《道德经》有言“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可谓是对“小平”二字小而平实的最好注解，其改名的心性正好契机合大道大义，难道不是其多世修为智慧大成就的自然体露么。

一、政治生涯“三落三起”的菩萨境界

邓小平一生经历多次政治波折和人生坎坷，有“三落三起”之论。外国媒体曾评论说邓小平是“打不到的小个子”。毛泽东主席对其的评论则是“棉里藏针，是个人才”、“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如从佛道、菩萨道、从中观、中正之道做智慧观照，可以发现邓小平为人做事平时言语不多，不亢不卑、朴实实干，而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能放下小我，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顾自身名声毁誉，敢于担当，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先。下面我们选几个最关键的历史片段做个体会。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邓小平是如何“三落”的，看看他每次被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第一次，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为此，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他当时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他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

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连，骨肉分离，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折磨得跳楼而致终生残废。

第三次，是在1976年至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因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很多老干部平反，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四人帮”给毛主席进谗言，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夕才获得第三次解放。

从以上三次被打倒可以发现，没有一次是“为我”缘故，始终秉持为国、为民、为党之“利他”心。谁对就支持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盲目迷信领袖，不搞个人崇拜，识得真实，具主见和智慧。凡事凭真心、良心，不畏惧权威，不计个人得失、个人安危，敢作敢当，具大无畏勇气。

第一次被打倒是因为坚决支持毛的正确路线；第二次被打倒则是因为认同刘少奇的治国方略，不赞同毛的治国思想。第三次，则是在“四人帮”当权，毛泽东还在世时，自己刚从监督劳动恢复领导职位。如从明哲保身论，此时政治关系极为微妙，谁敢不顾自身安危去触犯那些大案、天案呢？只有邓小平，真正履践了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名言。

这种胸怀、这种抱负、这种心量、这种气魄、这种定力、这种勇气，如不是多生对真理、对心性具足够印证修为，具大慈悲愿心的大菩萨能做到吗。对比那些围绕“小我”的修行人，迷信外相、迷失真我、追逐名闻利养，关键时刻总是先想到自己、心为物役之士，实乃天壤之别。

二、做领导的大智慧

1977年7月，小平同志从第三次被打倒中解放出来，在叶剑英和老干部们一致的要求下再次登上领导岗位。针对华国锋同志当时主政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提出真理大讨论，以真理抗衡权威，扫除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成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最核心治国方针。

换句话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均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结果，而推动真理在社会的机用非佛菩萨的证境与智慧如何能做得到啊。

针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私有化问题，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就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争论不休，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进程。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没有掉进二元矛盾的争论中去，而是以高瞻远瞩、以发展的眼光统合矛盾、超越矛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市场经济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和过程。

这种打破意识框框、解放思想，科学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智慧乃典型的太极思维、一元智慧的显现。与佛法修为过程中给心灵解缠去缚、消除业识本质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小平同志领导风格中的佛法境界。

周恩来总理有次对薄一波副总理说：“你看我跟小平同志的工作方法有什么不同？”薄一波很委婉地回答说：“总理您认为呢？”周总理微笑着说：“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我是举轻若重”。总理真是一语中的，点得非常透彻。既具知人之明，也深具自知之明。诚如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这里反映的修为修养问题是：

为什么小平同志能举重若轻？

一个人不能举重若轻时究竟什么放不下，心里为什么会放不下？

一个人不相信下属究竟是为什么？

人为什么会不放心、不安心？

放不下与心里深层的“为我”有什么必然？

放心、安心与智慧成就有什么必然？

智慧与多世累劫的消业修证又有什么关系？

……

放下、放心、安心是禅宗最为通常的用词，也是佛法修证最为关键之处。一个人能否真正放下、放心、安心与其明心见性、智慧成就的程度密切相关。大菩萨因明心见性的修证智慧，这辈子因慈悲愿心入人道时也自然洒洒脱脱，一切不过“利他”的智慧机用，自然少有挂碍。

另外，邓小平还是唯一一位没做过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位首先打破以自己为首的领导集体干部职务终身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且裁军百万的第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

自古以来，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位之争历来都是生死相搏，尸骨累累，主动让位于非自己宗室之接班人，中国历史上或许都难有先例。如不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真正负责的公心、真心、慈心所在，如何能成就如此无量功德啊。

来自台湾的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先生在讲课论及《大学》“知止”时对邓小平有过一个客观的评价：“邓小平，这个人很了不起，改革开放十几年，打开局面。做的是第一位的事，但他从来不坐第一位的位子。现在他又退下来，这真是了不起，有人瞎说他是假退，你不管他真退假退，他能退下来，就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我不敢说。”

在这些重大的利益和名誉前，以邓小平当时的资历、水平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万民拥戴地登上总书记、国家主席等国家最高职务，按儒家《孝经》说法“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等等，而邓小平却能放下这些身外之物，除了对国家大政大方向做一个把握外，基本全部放权给年轻政治家去办，深居简出，这是何等的心胸和心量啊。

如没有多世累劫的修为成就，如何会有这世如此的菩萨心性。诚如佛经所论“非十地以上菩萨，不能投生为治世的转轮圣王”，的确是真实不虚啊。

这让我想起一位学密宗的学佛人士问我对达赖的看法，我说：“不怎样”。她当时非常气愤，我略做解释说：“其它不论，就他们跟政府谈判时提出来的那些条款，所谓大藏区概念把四川、青海很多地界都划进去了，而且还提出必须迁出汉人，建立政教合一的体制。这类为形式、为争名夺利，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方式，不顾西藏当前多民族和谐共处及国家倾斜性投资建设的现实，一味想恢复自己的控制地位，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菩萨心性和智慧”。

这位学密人士争论说：“迁出汉人是为了纯洁密教体系”。这倒有点象希特勒建立日耳曼纯种民族的思想，真是迷信而愚昧，完全忘了自己本身也是汉族，也皈依了密教上师，再说佛性难道还分种族吗？佛法的纯正是靠外在来维系的吗？况且汉族为什么就不能在西藏生活居住，世界各国还有移民呢。

象这类穿着佛衣法裤，打着转世招牌的达赖之流，虽满口佛经佛咒，却难掩其我识、我性的执着。真正在世道的大菩萨如何会这样啊。一个真正有觉悟的人做人做事总要以有利于世道人心为根本吧。把佛教弄成政治，在各类利益集团中争来争去、勾心斗角，不识因果，实在不是一个修为人士该做的。

三、改革开放中的大智慧

1984年天安门阅兵式上，北大学子方队在经过天安门检阅台时，忽然自发地打出一个制作不是太规范的小横幅“小平您好”四个字。因其违反游行规定，虽只打了几秒钟学生们自己就收掉了，但这朴实的字眼，真挚的情感，足见改革开放于当时的民心民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论是从国力、国际地位，还是国内的物质丰富程度、老百姓的生活品质，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均无法撇开邓小平做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伟大智慧。

下面我们选择一些片段，从佛法角度来辨证一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指导思想的智慧。

1、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佛法诠释，就是尊重真实，尊重真实之理——真理。怎么尊重真理呢？在实践中检验、印证，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点，本就蕴含了深刻哲意。改，是改变，当然是改变以前不好的事物，包括政策、体制出现的问题等。革，是革新，革去旧的，创造新的，所谓革故鼎新。开，是打开，打开思想的框框，打开心扉，打开国门，打开市场。放，是放下放开，放下包袱，放开市场。

改革开放思想其实还蕴含了一个其存在的客观环境。即世道一切都是动态的、变易的，要尊重这种客观事实及其蕴含的客观规律，要懂得应变。所以，要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开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而这些本就是易理、佛理核心所在。易经探究的不过宇宙人生变易、不易、简易、交易之理，以利世人觉悟明理后的应变。换句话说，明了了宇宙真相、事实真相就可帮助我们正确改变，掌控命运。

而这些又均不违佛理。佛法告诉我们，要想通道明理，就得从心起修。心本不用修，只是其被东西蒙蔽了、障碍了、框住了，也就是佛家说的业识。业识对应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性，性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又谓个性。以致无法自由，无法恢复其本自具有的灵性。所以，所谓的修就是要打开、放掉、放下那些框住它的、遮住它的东西，即佛家所谓的消业。

3、在中国南海划了一个圈，设立改革试验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才造就了深圳今日的辉煌。

这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在现实中的印证。当不清楚是否是真理时，不再停留在见地、理论的争论上，而是行动起来，放到实践过程中去检验、印证，在检验中不断修正，逐渐趋近真实。这跟小平同志提出的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黄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观点均具一致性。

坚持真理、印证真理，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人做事，始终保持着一种反省、内省的心态，本就是禅宗于世道机用之正用心的根本。

4、从改革初期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邓小平“南巡”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为自己的私有利益会催生极大的发展动力是人性的特征。将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现实、尊重动态过程规律的体现，反映了其尊重真理的平实作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不过，在市场经济的私有化进程中，国家也不得不经历变革时代无法跨越的阵痛。一大批吃大锅饭的国营企业倒闭，一大批人浮于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裁减。一般民众多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抱怨、怨恨之心自然不少。邓小平去世时，从长安街送行稀稀拉拉的老百姓也可见当时社会民众的不平心理。

但邓小平当时仍坚定地指出，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足见其为国为民高瞻远瞩的眼光、魄力和敢于担当骂名的大无畏精神。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魄和智慧。《心经》中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一个人心中哪怕蕴含一丝毫的“为我”之名利心，亦必然在心里左右平衡价值、计较得失，均无法在大是大非前坦然承当。如非多生累劫修为有成的大菩萨如何能做得到呢。

以上是从佛法智慧的角度观照邓小平一生中一些重大事件，以洞其所思、所言、所行，甚至起心动念间之心性、心地。唯有如此，才能显见大菩萨入世之大慈悲愿行，才能有助于众生的正识、正见、正信。才能让那些把自己标榜成佛菩萨的歪门邪道现出原形，真正回归平实修为的菩提大道。

至于文章开头一些学佛人士论及的：现代人人心不古，是改革开放及主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造成的观点，为避免误人慧命，这里特做个辨证，以利大家智慧开解。

改革开放后，西方很多精神垃圾也一同混进来了，社会心理确实出现很多扭曲现象。比如：一味向钱看，唯利是图、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环境污染、贫富相差悬殊、贪污腐化、黄、赌、毒等等。人心为了一己私利，礼义廉耻均可抛却，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这些均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的进步而衍生出来的社会普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只在中国存在，它其实还是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只是各国基于发展阶段轻重程度不同而已。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论，一个国家不能因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不去发展物质文明，因为物质文明是人类生命生存必须具备的，它的发展方向具有人性本能的源动力。并且，物质文明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保持实力平衡的最重要力量。否则，国将不国，更何谈成家立业、安居乐业。

所以，不论是哪个朝代，哪位领导人，发展物质文明均必是其最基本国策。这是具历史使命的必然。邓小平做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首脑，面对文革留下的巨大创伤，国库空虚，人民吃穿用度均要靠计划定量维持，物质极度匮乏。发展经济，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最基本国策无可厚非。

当一个人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唯物观，辨证问题不能回复到其产生的背景环境，靠想当然地发表议论，不过是自以为是的我见、断见。从佛法智慧论，这类人多为不明用心之理，不识心智之门的旁门左道之士。入不了定慧之境，自然观照不到缘起因果，如何能具圆通智慧呢。

况且，大菩萨入世的一生作为，跟其前世或前多世发的慈悲愿心是一致的。且发愿是具机缘的，与圆寂时的时代背景和小时候所处环境不无关联。邓小平1904年生，1997年2月过逝，几乎横跨是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清王朝国运几乎衰败殆尽，战事纷起、民不聊生。先是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派军镇压，后又有义和团的爱国运动，八国联军借机侵占北京，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中国成为半殖民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开始进入各地军阀割据的民国动乱时代。然后是蒋介石四大家族的统治时代。

战乱频发，老百姓命如草芥、朝不保夕。物质匮乏，遇上灾荒更是饥一顿饱一顿。天地虽大却没有王法，没有公正、公平，势力主宰一切。老百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欺凌之下。

所以，建立一个和平、稳定、民主、强大的新中国自然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心愿，也是大菩萨慈悲愿心。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会出世的因缘，非菩萨道中人何能历尽千难万险，仍能百折不饶呢。从邓小平一生的所思所言所行足可察见其大慈大悲之愿心，如何不是大菩萨入世呢。

另外，一个时代的世道环境如何，总体均是生命共业所成。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趋势，不过是生命业性的总体欲望所指。对于各个国家所谓的发展不过是为解脱生命共业总体的欲得之苦。这即是世道本身的存在，其意义首先是为保留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其次是为有善缘慧缘之人提供一个能共修的环境保障。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根本意义正在于此。自古以来，一个和平、安定、和谐、富足的社会均是众多佛菩萨历尽艰险的功德愿力所成。

对于一个真正修为上路的人，外在环境不过是修为历练之因，喜怒哀乐均是契悟的机缘。真正的主宰并不在外。将自己的迷失向外在环境上执着，智慧不足，不识业之因果，谤佛谤法，极为损德。

另外，佛家所论的生命之造业，亦跟外在评议无关，而是决定于当下自己的起心动念与通道明理程度。心无挂碍、心胸坦荡、心底无私者无法造业，切勿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腹，更何况大菩萨者。

后记说明：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在逝世4天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临终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刘硕斌

201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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