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局《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王一名

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8月8日，新编纪实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开播，引起极大反响。

作为70后的一代人，我们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交集太少。了解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书本，影视和传说。

但邓小平不同。即使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1975年算起，到1997年他的离世，我们也有22年的时间交织在一起。并且，亲身体会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如何在他的领导下一步步发生变化。

因此，我对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这个时代，充满了感情。以致几次在看电视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

正剧，尤其是反映政坛风云变换的纪实影片拍的好看并不容易。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上映后，既叫座又叫好，除去制作团队的水平之外，还得益于那一段历史本身，也充满了风云变幻，惊心动魄。

影片中邓小平从复出到带领中国一步步走出困境，其所作所为，对于今天的企业家们来说，依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我把它概括为企业掌门人应该做好的五项管理。

一、战略管理——靠什么来凝聚人心？

1976年的中国，可谓“天崩地裂，惊心动魄”。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5日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余人，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毛泽东去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几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间，华国锋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原因即在于战略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让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希望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人们大失所望。而这，也正是邓小平之所以受到拥护的原因。

对一家企业来讲，企业战略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在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现状、预测未来的基础上，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长远性、全局性的谋划或方案。确保企业这架战车行驶在正确的道路上。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在于错误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这架列车就行驶在“左”的轨道了，脱离了正确的方向。从而使中国与世界拉开差距，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改由华国锋驾驶的这列火车，可惜的是，“中国列车仍在`左`的`阶级斗争`轨道上行驶”（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中国这列火车才实现了转轨，从左的阶级斗争的轨道，进入到正确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

对比毛泽东、华国锋、和邓小平几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受到拥护的时候，就是采取正确道路、方向，也即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的时候。而受到批判的时候，就是实施错误战略的时候。

因此，作为一名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具有令人折服的远见与目标意识。

作为一名主讲《战略与执行》的讲师，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战略与执行力，哪一个更重要？

其实不需要回答。只有战略没有执行，企业有方向，组织没力量，战略不能落地，就变成纸上谈兵。只有执行没有战略，组织有力量，企业没方向。一群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努力不一定有好结果。从重要性上来说，这两者同样重要。但从先后次序来说，一定是现有战略，再有执行。否则，执行什么呢？

成为一名领袖，远见和眼光是第一位的能力，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都知道远见很重要，但远见又是从哪里来的？是领袖天生的？闭关悟道悟出来的？还是灵光一现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站得高，看得远。

一个人具有远见，并不是一种先天的素质。而是取决于你的高度，你的视野。设想一下，毛泽东如果当年不走出韶山冲，怎么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马云如果不走出过门，看到一个叫做互联网的东西，怎么可能做一个叫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网站？李彦宏如果不是看到了Google，怎么可能想到做百度？

因此，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袖，一定要经常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去学习，去调查，去接受更新鲜的资讯，才能避免坐井观天，闭门造车的悲剧。

二、团队管理：人，是实现目标第一位的因素

目标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没有一个团队，组织的目标就成为空话。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就描述了在华国锋的提议下，叶剑英、汪东兴等紧密配合，抓捕四人帮的过程。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但仅仅靠他自己，显然无法完成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使命。当时，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军队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着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没有他的参与，也很难抓捕四人帮。因此，在抓捕四人帮的斗争中，这几个人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其它老领导如李先念，邓小平，邓颖超，陈云等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这些人能团结在一起，在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意。

打倒四人帮需要一个团队。实现企业的目标也同样如此，在领导人提出一个目标之后，如果没有核心团队成员的认同，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个团队，就是柳传志经常讲的“搭班子”。在今天著名的企业家团队中，马云有十八罗汉，史玉柱有四个火枪手，柳传志有杨元庆和郭为。你有谁呢？

邓小平复出之后推出的一些列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都是针对人的工作。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没有一大批人才不行。这个过程中，被平反的干部迅速恢复工作，成为骨干。恢复高考之后培养的大批人才，成为此后30年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

在我们做企业管理咨询的过程中，经常有企业家感慨没有人才。其实，对比一下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环境，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人才，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作为企业家，又如何通过选、用、育、留来选择，培养，储备自己的人才？建议大家认真看一看这部影片。片中邓小平对人才，对知识的尊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机制管理：机制的创新，是最伟大的创新

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不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是机制的创新。

激发员工的潜能，主动性和积极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机制。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惊天巨变的背后，是什么在起根本性的作用？

答案就是机制。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

在包产到户之前，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吃大锅饭。所有的土地、人员、生产资料都由村里统一管理。每天村长敲钟，社员们集合下地劳动，干一天活儿记一天的工分。看起来组织很严密，有标准的考核体系，村干部们都很忙，社员也没闲着。但效果好不好呢？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一家几个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年底不但拿不回钱，反而还可能欠着村里的。产的粮食都不够吃，毛主席都不得不亲自号召大家：“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

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没人再给敲钟催着下地干活儿，没人记工分做绩效考核，你出工还是出力村长也不管了。但结果呢？整个农村一片欣欣向荣。以前是敲钟才集合，现在天不亮就都下地了。以前在生产队上，是出工不出力，一边干活儿一边薅社会主义羊毛（赵本山语）。现在自己干，是一个汗珠摔八瓣儿，邻居之间暗中较着劲。粮食连年翻番，没几年农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了。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为什么结果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分配机制不一样了——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生少都是自己的。以前是自己的劳动跟收成没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现在是劳动直接与收成成正比！这谁还不努力？

四、制度管理：好制度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让好人变坏

格力铁娘子董明珠说：管理只有一种，那就是制度。

机制与制度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机制本身包含制度，合理的机制是制度能够顺利执行的土壤。

机制是战略层面的问题，是顶层设计。所有机制中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分配机制、考评机制，是指如何通过利益的分配来引导人们主动性的行为。它更多强调，这样做了会有什么样的好处，重点是引导性。比如战国时期秦国设立奖励耕战的机制后，老百姓就愿意开荒，愿意打仗，因为有利益在里面。

而我们这里所讲的制度是属于战术层面的问题，是基础保证。比如上下班打卡的制度、请假制度、周报制度，质询会制度，早晚会制度等。制度更多强调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强制性，如果触犯了会有相应的惩罚。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团队的高效运转必须有铁的纪律，否则一定会陷入混乱。

文革的巨大破坏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以人治取代法治，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以个人超强的影响力，取代了整个领导集体的作用。执行的过程当中，人们信奉的是神化的毛泽东而不是法律和制度。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法律连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护，普通人的命运，可想而知的了。在文革中，那么人惨遭批斗，蒙受不白之冤乃至含冤致死，归根结底，在于还没有建成一个遵从法律和制度的社会。

五、文化管理：左手宪法，右手圣经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企业应学习美国式管理：左手宪法，右手圣经》

美国是一个公认的法治社会，从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美国总统就职时，首先就是在大法官主持下，由就职总统在国会大厦门前宣誓就职。宣誓时，就职总统将手放在《圣经》上，逐字宣读誓词：“余谨宣誓，忠实履行合众国总统职务，尽余之全力维护、捍卫合众国宪法”。这是典型的格式性文字，自美国宪法施行至今，200多年间从无修改。政界人士或者社会公众对总统誓词内容早就耳熟能详，然而，这丝毫没有泯灭总统宣誓仪式的积极意义。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国会立法、法院司法、总统行政。一个仪式诠释的是美国三权分立治理国家的制度。这是美国的国家管理体系赖以良性运行的基础。

那总统把手放在圣经上进行宣誓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其实，那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是圣经所代表的美国信仰，往大了说，是美国文化。

因此，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美国的兴盛不仅仅在于对法律的尊重，而是以宪法代表的法制尊严和圣经所代表的文化信仰并行的环境。

任何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和文化二者的交互作用。

以足球为例，规则的制定和遵守只是最低的要求，足球席卷全球的魅力在于规则之内的文化——拼搏、机遇、技巧、明星、粉丝、偶然、遗憾、财富、胜利、英雄……没有文化的规则注定暗淡无光，没有规则的文化也注定行之不远。规则维护的是底线结果，而文化，造就的是超值结果。

美国霸权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以好莱坞大片为载体的美国文化的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美国精神走向世界。IBM、微软、戴尔、google、雅虎、苹果引领的信息技术的革命，则使创新再一次成为美国精神的符号。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是不缺少激情和信仰的，然而，这种激情和信仰因为被引导到了错误的方向上，所以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社会的进步。这再一次证明，企业经营管理当中，战略，方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企业的火车头。火车头带错了路，后面的动力越大反而越糟糕。

而对30多年改革开放进行反思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国家财富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很多人却丢失了信仰。已然富裕起来的人们见庙就进，见佛便拜。祈祷的，只是对利益的保佑；飘摇的，则是诸多迷失的灵魂。

因此，王石去哈佛读书，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但却同时选择了两门跟宗教有关的课：“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王石对此解释说：“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

左手宪法，右手圣经，是美国治国的根本。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亦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