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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笙:论什么是好的文化
2016-01-20 13592

张靖笙

   

文化是什么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文化是一个很普及也很宽泛的概念,可是当我们讨论到底文化是什么的时候,对文化的解读又浓缩到了很狭窄的特定学术范畴,譬如人文信仰、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企业行为模式等等。

当我们讨论文化是什么的时候,或者先换一个角度来探讨,什么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出现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混为一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文化人的身份标识是秀才以上,新中国建国后用知识分子队伍替代了旧社会文化人的标识,而刚开始知识分子的身份很尴尬,因为建国后前三十年知识分子不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在历次的政治活动中受到排挤打击和斗争。后来小平同志提出了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真正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也为我国这三十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知识分子群体更多是从事科学技术经济领域工作并且拥有相关专业技能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算不算是文化人呢?这个问题恐怕也是众所纷纭的,如果说是,那么有知识就等于有文化了吗?现实生活中,学历高、专业强却品位低、素质差、没道德的人也不是没有,这些人虚有高学历却不修品行,行为粗鄙放荡伤风败俗,如果这样的人也算是有文化恐怕会招致很多人的非议;而另外一方面,没有知识的人就没有文化了吗?在历史上却恰恰是很多大字不识的普通百姓深明大义、精忠报国,学富五车的人反而做了汉奸叛徒、卖国求荣,这些人和前者相比,谁又更有文化呢?所以,什么人算有文化,这还真不能一概而论,简单站队、粗暴划线。

    当我们无解于刚才的讨论的时候,我认为,虽然我们承认现实中文化的影响力,而对文化的研究可能正是由于偏向专业和学术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对文化定义的高、大、上、假、大、空的偏见。当我们思考什么是文化的时候,应该把眼光放回到人类文明漫长的进化史,诚如老子《道德经》所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人类社会经过漫长演变所形成的文化不可能是横空出世,更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精神消遣。

    漫长的自然进化和社会演化,让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不同于自然界其他一般的生命存在,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对生存方式的个体选择性的明显区别于其他生命物种的,而拥有的个体思想能力让人类具有了能分辨万物、改造自身和环境的智慧。文字的出现也才短短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人类社会经过近百万年的演化,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传承、沉积、内化而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化生活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一定历史阶段上人类生存方法的综合,简言之,就是人是怎么活着的、活着的基础以及活着的状态,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这毫无疑问是文化最朴素的形态,是文化的物质生活保障属性。

社会生产力的丰富也带来人类能力的极大提升,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自我意识和个性选择范围同时也在释放,能力的成长结合人性中自私的弱点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野蛮的暴力,群体性暴力的社会动乱又翻过来严重危害了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因此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文化成为一个维持平衡,促进社会和平稳定的因素,“乱以尚武平天下;治以修文化人心”,人类经过乱世治世的反复轮回,王侯将相、英雄草莽虽得势一时,但终归是被历史大浪淘去的流沙,能够沉淀下来的是能感化人心的文化作品和所反映的感人事迹,这是文化的社会道德属性。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现代化战争毁灭性的威力让兵强天下的对外侵略实现强国的逻辑受到极大的制约,和平共存、避免战争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从武力对决转向经济领域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无声较量。就目前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言,谈文化离不开国家和民族,否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国家和民族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群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这是文化传承的国民价值属性。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达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否认文化的民族性和国家性,提出所谓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价值观,并且以此作为其文化武器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其本质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植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和平颠覆意图,实质上是变相的文化侵略。历史上存在的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就是因为被外族侵略的同时文化也被废弃和禁止了,导致这些文明在今天人类社会的彻底绝迹,而中华文明虽然也历经历史上多次外族入侵和诸侯割据内战,在一定时期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削弱,但由于内在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融合力,让中华文化渡过多次盛衰周期性的劫难考验,最后总能绝处逢生,凤凰涅槃。其中具有鲜明文化标示的中国汉字,自周以来经过几千年也能得以继承和保留,让我们今天只要认识汉字的人也能读懂两三千年前众多圣贤的思想精华,而现在国际流行的英语,经过短短一两百年的单词词汇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狄更斯时代的原著恐怕都要通过专业人士的翻译才能为大众理解。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而各民族在中华大家族里面不但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还融入了中华文化博大的胸怀,正因为中华文化的特点是泱泱大度、不拘一格、包罗万象、生机无限的伟大精神气质,被中华文化的渊博浩瀚所折服的中国各族人民,因此形成了热爱中国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认同,激励每一位中国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奋发图强。这是文化的信仰皈依属性。

因此,放在历史的长度来考量什么是文化,我认为被国民所普遍认可、接受、遵循、信仰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凝聚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因素就是文化。从这个角度,我认为除了人脑子里的所思所想,承载文化的形式是泛在的、多样的,文字书籍、学校教育是一种方式,口耳相承、言传身教也是一种方式,而当今大数据互联网时代,通过信息技术的数据获取、处理、交换、分析更是一种方式,形式或者说载体并不是文化的实质,生活品质、价值认同、道德指引、精神凝聚和信仰传承才是文化的实质。

 

为什么要有好的文化

为什么要有好的文化?我认为归根到底离不开对人性需求的了解,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心理需求是由低向高分成五个层次的,当衣食住行的生理和安全等物质保障性需求得到满足,人的需求就会向归属和爱、社会认同、自我实现这些精神价值性的文化需求转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是一种力量,它是构成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我们常说“润物细无声”,文化融入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社会实力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方式是人类文明成长的主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说,文化经济基础决定,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了发挥效能的物质基础和载体平台。然而,经济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谋生行为有本质区别;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热,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其引领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

回顾人类文明历史的进化轨迹,作为人类文明分水岭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因此,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文化发展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推手和主要形式,人民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将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特别在当今互联网高度发达、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点已经无地理缓冲地发生激烈碰撞,文化领域的国土阵地也需要被我们捍卫,诚如当代中国艺术大师顾洪涛老师指出的:“什么是盛世?只有经济发展的时代不算是盛世,唯有也诞生了伟大的文化作品的时代才能称得上是盛世”。一个国家仅仅有经济上的成长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在文化上,在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人文科学、生活方式等方面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所羡慕、所敬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好的文化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就已经明确指出,“执大象,天下往”,是以大道所归,即天下所归。而好的文化,正是对大道的追求和弘扬。而如《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大道是无法用语言完整而准确地诠释的,因此,以追求大道为使命方向的文化,也无法用一成不变的言语全面而准确地描绘。结合当前新常态下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我把好的文化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好的文化是尊重生命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于逐渐建立对生命的尊重,如果说人类早期最朴素的文化动机是为了能更好的生存下来,而经过轴心时代对终极关怀的哲学思考,人类的文化超越了物质必然王国的生存保障,转向精神自由王国的灵魂诉求,文化负有指引人类超越个体有限生命,追求无限价值传承的使命,其出发点也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尊重各种生命天然固有的生长周期而不粗暴干涉。上天有好生之德,无论是怎么样的价值诉求,漠视甚至草菅人命,伤害自身和无辜生命的极端思想和宗教文化即使不是邪恶的,至少也是不正当的;

其次,好的文化是充实和愉悦精神,提升生活品质甚至是人生境界的,是鼓励人们觉悟有情、链接自信的。构成文化主体的精神属性决定了文化更多地与人们的精神需求相关联,没有文化的支撑,物质的繁荣是无法填补精神的空虚的。经济发达了,人的能力是越来越大了,可如果文化落后了,导致信仰迷失、精神空洞、道德虚无,则大的能力有可能反而成为胡作非为的人为祸害的根源,这样发达的生产力还能造福人类吗?诚如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人生难免有很多的烦恼和挫折,每个人对于生命必然都存在过动摇和迷茫,好的文化是帮助人们觉悟有情、链接自信的,其方法是让人们因为在私心欲望驱使下忙碌追求外部功名利禄的过程中丧失的自信、迷失的自我、迷惘的心灵,通过追求内心的安定和觉悟,来消除心里的负面能量,从而回归正面的、友善的、光明的、健康的心态。这点在一般现实意义上,应该能帮助人们消除烦恼、调解心态、化解矛盾,而从在更高层面的意义上,能让人成为一个有高贵心灵甚至是高尚情操的人,所谓修文感化人心所强调的也在于此。

再次,好的文化是包容和谐的、鼓励创新的,好的文化有巨大的延展空间,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象无形,厚德载物”,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是历史的进步,有生命力的好文化应该能不断接纳和包容各种好的元素,站在历史长河来看,东西方的哲学思想都曾经和正在创造辉煌,好的文化不但不会封闭自己的思想疆界,反而会积极鼓励对不同文化精华养分的学习吸取和创新探索,通过包容和鼓励创新来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

最后,道法自然,好的文化既然法于大道,当然也是顺其自然的。尊重大势至,好的文化应该是鼓励人们顺应大势做事的,老子《道德经》中“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通过自身的种种深度悖论,精辟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的存在之中所蕴含的一系列深刻张力,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和解决现代人类的发展问题,仍然具有十分深邃的启示意义。

总而言之,人类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只要是健康的、向上的,必然也会从大道所代表的宇宙万事万物永恒变化背后恒常的客观规律中找到精神层面的高度统一,诚如《礼记·礼运篇》里面所表达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公,在文化层面就是人类精神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中华文化复兴必然会皈依于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即英文international 源于法语的internationale)的国际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建设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历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初稿结于2014年8月29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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