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一直被看做成熟而又寓意深广之花，早在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文字记载，《尔雅》是最早记载菊花的文字，有“鞠，治蔷”。在《礼记·月令》中，也有“季秋之月，鞠有黄花”，是说菊花在秋天开花，是秋月之花。当时的菊花大多是野生的，而且颜色比较单一，只有黄色。

　　在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中都有关于菊花的记载，《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中都有菊花的记载。《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说明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结下不解之缘。据古书记载，在秦朝的首都咸阳，曾出现过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可见当时栽培菊花之盛了。

　　到了晋代，人们才开始将菊花作为观赏的对象，在田园中栽种。特别是当时的诗人陶渊明（355～417年）更是爱菊成癖，曾广为流传。他写过不少咏菊诗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更露摄其英”等名句，至今仍脍炙人口。当时的士大夫慕其高风亮节，亦多种菊自赏，并夸赞菊花是“芳熏百草，色艳群英”。此后，菊花栽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广。

　　南朝梁简文帝《采菊篇》中有：“相互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的诗句，道出当时菊花已从更多方面为人们生活所用。随后的陶弘景（452～536年）将菊花分为“真菊”和“苦薏”两种。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做羹食者为真菊；青紫而大，有蒿艾气，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菊也。这对菊花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唐朝（618~907年）菊花的栽培已很普遍，栽培技术也进一步提高，采用嫁接法繁殖菊花，同时，菊花在颜色上也多了紫色和白色。如李商隐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治黄”。白居易诗：“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等。而菊花也是从这个时候传到日本的，得到了日本人民的赞赏。随后唐人又将菊花与日本的野菊进行杂交，培育了新的菊花品种。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家家菊尽黄，梁国独如霜。”可见菊花在当时的普遍种植。

　　宋代之后是菊花发展的繁荣时期，其栽培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由露地栽培过渡到了盆栽，出现了嫁接、整形、摘心等栽培技术，对菊花的自然变异和利用种子繁殖获得新品种有所认识，出现了许多菊花新品种。宋代刘蒙的《菊谱》（1104年）是最早记载观赏菊花的一本专著，记有菊花品种36个。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五载重九之日：“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周密《武林旧事》卷三“重九”条：“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炫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内人乐部亦有随花赏，如前赏花例。盖赏灯之宴，权舆与此，自是日盛矣。或于清燕殿、缀金亭赏橙橘。遇郊祀则罢宴。”

　　《乾淳岁时记》载南宋都城临安：“都人九月九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且以菊糕为馈。”《致富广集五记》记载：“临安园子，每至重九，各出奇花比胜，谓之开菊会。”《杭州府志》中记载：“临安有花市，菊花时制为花塔。”由此可见，南宋时的首都临安有了花市、花会，当时在花市中用菊花做成菊花塔进行展出，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菊展。

　　明朝栽菊技术又进一步提高，无论是菊花品种还是记载菊花的菊谱数量更多。如黄省曾、马伯州、周履臣、高濂、乐休园等人都著有《菊话》。

　　到了清朝，菊花的专著更多，有陈昊子《花镜》、刘灏《广群芳谱》、许兆熊《东篱中正》、陆延灿《艺菊志》、闽延楷《养菊法》、徐京《艺菊简易》、颜禄《艺菊须知》、计楠《菊说》、陈谋善《艺菊琐言》、吴仪一《徐园秋花谱》等等。

　　尤其是乾隆年间，书中曾记载当时有人向清帝献各色奇菊，乾隆召集当时花卉画家邹一注进宫作画，并装订成册。在文人中画菊题诗，也蔚然成风。

　　中国菊花传入欧洲，约在明末清初开始，1688年荷兰商人从中国引种菊花到欧洲栽培，1689年荷兰作家白里尼曾有《伟大的东方名花——菊花》一书。18世纪中叶，法国路易·比尔塔又将中国的菊花品种带到法国。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福穷（Fortune）曾先后在中国浙江省舟山群岛和日本引入菊种，并进行杂交育种，而形成英国菊花各色类型。此后我国菊花遍及全球。

中国古代文人对菊花倍加称誉，菊花被称为花卉“四君子”(梅、兰、竹、菊)之一。菊花不仅供观赏，布置园林，美化环境，而且用途广泛，可食。可酿、可饮、可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联系。菊花有其独特的观赏价值，人们欣赏它那千姿百态的花朵，姹紫嫣红的色彩和清隽高雅的香气，尤其在百花纷纷枯萎的秋冬季节，菊花傲霜怒放，它不畏寒霜欺凌的气节，也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今日菊花仍然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历代诗人画家，以菊花为题材吟诗作画众多，因而历代歌颂菊花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和艺菊经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名谱佳作，并将流传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