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说起管理，都是向外去寻求方法、技术、工具。但从诚信领导力的角度，你要先把自己丢掉的本心找到，要向内去寻找。最强大的东西永远在你内心。

诚信领导力有两重意思

第一重是正直，但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的厚黑学的本质就是做痞子加奴才。一般来讲，体制内的人在公开情况下只做两种表情：一种是亲切关怀状，一种是伟大光明状，除了这两种表情，面部肌肉最好是瘫痪。因此，所谓的“扑克牌脸”在体制内生存的能力是最强的；第二重是胸怀，但中国的大环境却要求人们讲究城府、胸有丘壑，城府和胸怀常常是矛盾的。所谓口蜜腹剑、含沙射影、阳奉阴违，都是城府而不是胸怀。我们大多数人心里想的是A，说的是B，做的是C，这样生存能力反倒更强。你要是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可能活得很潦倒。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枭雄人物，后人也时常将这二人相提并论。曾国藩一世英明，最后却毁在天津教案。其实他在处理这桩案件的时候，还是秉持了很多做人的原则，结果却是吃力不讨好、“积年清望几欲扫地”。李鸿章被调来接替曾国藩的职位，曾问他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了，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老师对答话不满，连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又是一阵捋须不已，并久久注视李鸿章，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也通此人情。虚强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历史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评价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李鸿章的痞子腔造成的后果也很悲惨。英法联军后来打到中国来烧掉圆明园，就是为了报复清政府在“巴夏礼事件”中的不讲信用。

为什么“诚”如此重要

西方对诚信领导力的研究发现，伟大的领导者都要用现实考验自己、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愿景，然后影响身边的人。坚持真诚是提高他们领导效力的良方。如果分辨不清自己的激情、梦想在哪里，就根本谈不上领导力。还有研究发现，伟大领导者共同的特征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能力，它强调的是化磨难为财富、化逆境为力量的能力。此外，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教授发现，人进入领导力的本真状态是最强大的。而领导力的本真状态，就是受内心的指引—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能够接受各种新观点。

以上的种种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要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是最强大的。管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感性的学问，要想让你的员工去创新、改进、变革，你就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惊人的巧合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本《中庸》，其中所有的道理，都在讲一个“诚”。

做生意总是要讲点儿伎俩，但是对内部员工和高管滥用这些手段可能就弊大于利，因为内部人太了解你了。说谎的时候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但大家都暗暗识破了。中国权术文化虽然无所不在，但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去避免这种文化毒化公司内部氛围。而且领导者千万要平衡好自己的内在，热衷名利、渴求掌声、追逐金钱，这是凡人的愿望，但千万不要完全被身外名利主导，要宠辱不惊，时时自省，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

为什么“诚”如此重要？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面部表情机制有关。人的面部有43块肌肉，做43种动作，总共有1万多种组合方式。但大多数人能够有意识地表达、描述出来的表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其余大多数要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真诚与否。

这种直觉，在某种意义上是进化的结果，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其中一个概念是“微表情”。大多数的人表情在脸上停留30秒钟，但“微表情”只停留0.2秒，它真实地传递了你的内在反应。所以，不管那些“扑克牌脸”多么高深，都掩饰不了“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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