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我第一个使用“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来形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列出未来十年内这四个国家会怎样继续扩大其影响力。2003年，我和高盛的同事们设想，如果2050年金砖国家和其它大规模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潜能，世界将会大为不同。

是这两份论文使“金砖”这一表述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也使我成为了这一观点的中心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之后的13年半，在金砖集团里中国真正成为了经济主宰，不止是因为其经济规模，还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截止至2014年底，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 (PPP, 以美元计算) 已超过十万亿，事实上已经超越美国。中国十万亿的水平是另外三个金砖国家总和的1.5倍，也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中国以PPP计算的经济总量已是日本整个经济体的两倍 （2003年度论文中，我们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上日本，但现在已是两倍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我第一次提出“金砖”这个概念的时候扩大了将近十倍，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也增长了一倍之多。

以规模和增长来计，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和另外三个金砖国家经济一样，增长远远超出预计。不过，2010年至今它是唯一一个增长超出我预期的国家。另外三个国家中，巴西和俄罗斯增长均不及我的预期。2010年我曾预测中国经济在2011至2020年每年增长约7.5%。四年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均值是8%。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仍在2027年超越美国（以美元现汇率计）的正轨上，并且借由中国的优势，金砖国家经济总和将超过G7国家经济总和。当然，12年是很漫长的，期间很多事情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如果中国继续向现在发展的方向行进，这一预测将成为现实。我想强调很重要的一点，这一预测中我已经假设中国会在实际GDP增长速度上放缓，因此除非中国经济戏剧性地放缓，现在我们看到的减缓和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预测中的假设是一致的。下面我将阐述中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名义GDP增长对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公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他们自己的财富才是关键的（或许他们的健康和快乐也是）。目前中国人Z合口增长稳定，甚至稍有减少，中国的人均GDP应该会随着名义GDP增加。另一重要条件是，人均GDP已飙升到8000美元，直接反映其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社会不平等的数据显示中国最富和最贫困的人群收入差距已经拉大，过去13年半中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已脱离贫困。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包括将贫困人口减半，中国的发展是其达成该目标的关键。事实上，这一目标于2010年达到，比计划早五年，导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研究人士建议提高贫困的衡量标准。中国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为这些卓越发展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

那么现在中国的前景怎样？需要优先实行哪些政策？该如何应对其国际重要性、扮演其全球治理（包括人民币的使用）中的重要角色？

近年，我和一些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知名评论人士进行了很多辩论，很多论点对我来说缺乏束缚力，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无法看到他们论点的正确性。很多争论来源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官方数据显示，现在略超50%的中国公民在城市中居住，比20年前已经进步很多，但距离发达富有国家的70%标准还差很远。然而，这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证据早在英国工业革命时就已非常明显；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镇居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从各个方面为经济提供动力。OECD近期发布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报告，和上述论调相符，表示大规模的城市化通常与强劲的生产力增长有直接联系。

如果中国距离70%的均值已经很近，经济增长动力会减弱，我就不会如此乐观。当然，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我知道有一部分人相信事实就是如此，但现有证据无法说服我。

从这样的观察结果引申，我认为中国应采取的最重要的政策是给予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户籍人员同样的公民权利。尽管可以预见城市户口突增带来的挑战，如果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获得同等的权益，城市化的理论性益处无法实现——包括基本的购房欲望衍生出的装修耐用消费品花费。外来务工人员可能也会把工资中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现代政策将保证他们能够和城乡居民一样，通过医保及社保的渠道收益。

我碰到过一些中国发展的质疑者，他们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没有足够男性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如果现实如此，将会成为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正式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合理的。长期经济增长受限于两个因素：工作人数和他们的生产力。如果不在人口政策上后退一步，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严峻的人口挑战。同时我相信，随着每个家长个人财富增长，自己决定孩子的数量可能为他们带来安慰。不少证据表明在人们变得更富有且更有知识之后，他们处于各种原因通常选择少要孩子。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必害怕中国将面临新一轮人口爆炸性增长。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会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实行上述两种政策的前提下，我欣赏中国政府增加经济中消费比重的愿望。如果中国带着自信、警醒和诚恳解决前文中的问题，中国可能会 向着外界看来难以达到的目标又进两步。根据官方数据，近年消费占GDP比重稍上升至35-40%。这一水平有待大幅提高。虽不必达到美国70%的水平，但至少应提高到50-55%这一范围。实际上，60%上下会是正常且可持续的。

外来务工人员获得和户籍人员相同的权利之外，中国应保证维持一个可信的社保和医保系统，并发展退休金计划。这些必要因素可能会减少中国过高的个人存款率，帮助推动消费。其他正常周期性的因素，如就业和实际收入增长，显然也是必要的，但上述结构性驱动力需要作出更多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估算值中投资容易高估，因此现有数据中反映的个人消费可能比实际水平要低。所有的官方经济数据需要更准确，这对中国政策计划是必须的（对任何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即便数据不需修正，切实增加消费者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很重要。

这一理论的根据很简单，过去20多年中国惊人的出口及投资增长速度或许很难再继续下去。全球信贷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增长已经大幅减缓。这并不令人惊讶，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通常是出口市场中的需求以及出口的相对价格，即汇率是关键。很多发达国家需求减弱，人民币稳步升值，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出口风一般增长的日子快要结束了。这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出口或在出口市场上无法竞争，但其看似无止境的出口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维持稳定的增长速度需要增加消费。

目前投资过多让人担心。原因一是这种状态不可持续。二是过去几年，同样的投资已不能增加像过去一样多产值，这样的不良效应可能导致经济损失。幸运地，政策制定者同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积极控制投资以为消费增长腾出空间。

从上述主题延续，我支持聚焦增长“质量”，即渴望将知识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扩大。生产及生活应改用更环保且更有效率的燃料，以维持城市乡镇环境质量。

由此引入最后两个话题，金融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

2015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决定是否会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SDR)，届时IMF需进行既定五年一次的货币组成评估。中国明显已久满足三个主要条件中的两个，即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市场占有率。尽管人民币可能无法满足第三条设立的要求，即储备货币权，人民币在这一方面于过去的几年中地位已大幅提升。我认为IMF应同意人民币加入SDR，而不应受其他影响，如人民币不能真正自由流通的论调，及美国不愿让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变得更重要而发出的抗议。我从很久之前开始主张，美国和欧洲早就应该在IMF和世界银行中为更强大的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让出空间，并让他们在G20中也扮演应有的重要角色。尽管可能是美国内部政治因素阻挡了国会通过G20成员提出并同意的计划，如果这些因素干扰人民币加入SDR，这一结果将是不公正的。

在这点上，我赞扬英国政府近日做出的作为创始国加入新建亚投行的决定。

与其他很多人不同，我不认为人民币需要具有像美元及欧元一样的自由流通性，至少没有急迫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将人民币供全球使用前，中国需发展其利率系统及金融市场。

明年，也就是2016，中国将于1月成为G20峰会主席国，这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有重要历史性意义。这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以展现其担任更多全球性责任的能力和愿望，这样的全球影响力将与中国的经济能力相当。中国应提出无异议的政策计划，以此领导G20。这一点上，我正与政策圈的朋友开展对话，建议中国首先将抗生素的话题提上日程。我正带领一个由英国首相组织的评估小组，致力于为这个大规模、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我迫切希望这一挑战可以得到G20的关注。未来我们可能都对抗生素免疫，危害全球社会健康，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医院治疗以及现代应对手段。我的评估小组发表的论文中已预测如果该问题在2050年前无法得到解决，每年将有一千万人死亡，其中超过一百万人在中国。我们同时证明该问题将导致全球GDP损失一百万亿美元，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将遭受最惨重的打击。我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法正是由中国在G20上提出这一问题，帮助我们避开不必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