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说中国人的思维惰性时，并不表示西方人的思维就没有惰性，而是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惰性。中国式的思维惰性，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近现代以来，人文、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洗礼下，中国式的思维惰性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我们“租借”别人的技术成果，享用别人的思想、理论果实。我们学习了经验，也看到了西方进步的根本动力——科学思维的系统性（尽管离完善还有很大距离）。我们或许可以用市场换来技术成果，甚至是思维的技术，但没有用。
中国人通常是明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未必会去做对的事情，更不要说投入全部精力去做对的事情。尽管中国人已经知道理性思维的重要性，无论是基于对真实的欲求还是功利目的，存在着一种更内在的力量阻碍中国人去实践科学理性，并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筷子和刀叉，是象征中西文化差异的形象符号。两种器具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在战国之前还普遍使用刀叉，很少有战国之后的刀叉出土。筷子在战国之后广泛流行，沿袭至今至少2500年以上。西方学者认为，西方人普遍使用刀叉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不过500年的时间。
从器具进化的角度看，刀叉的形态和原始人的劳动工具——燧石刀、木制长矛很相似，作为饮食器具的刀叉是劳动工具的延伸、再现。由此可见，西方人对自然的征服意识通过饮食器具反映的生活意识之中，连生活也具有劳动的意味，劳动构成了西方人的生命主题。正如马克思和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劳动是人的本质。当一个社会将劳动视为存在的价值，作为生活的目的时，对于认识客观世界，对于劳动技术和效益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笔者以为，这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得到快速发展的源动力。
与此不同，筷子是纯粹的生活创造。这意味着劳动与生活在中国人意识中的剥离状态，劳动与生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生活作为目的决定了劳动的投入程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作为目的必然专注于道德伦理，重视怡情养性，无视客观世界，表现为致命的思维惰性。以至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的文化生态，已具逻辑和辩证精神的思想面貌一去不返。时至今日，中国人还在为一套房子奋斗终生，还在贯彻着“日落而息”的千年传奇。改革开放30余年，的确改变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却压根没有动摇他们对劳动的态度。
中国人的筷子在春秋战国之后广泛流行，而西方人的刀叉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普遍使用，绝不是一种趣味性的巧合。劳动与生活的关系，劳动作为目的亦或手段的定义，在现代中国人眼里，不过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因人而异，没有什么事实标准。可现实是，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或改变这种价值观念，超越西方绝无可能，只有亦步亦趋，当“跟屁虫”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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