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历史上，像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得—用—巧之间。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未知的东西，对他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于是，一生在书山路上摘取和创造的风景，也就格外有趣、有味，其道行、其意境，颇堪玩味。那么，喜欢读什么书？他有怎样的攻读之法？他的学用之道又在哪里？文| 陈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读书笔记精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原标题为《学用之道——书山路上的风景》，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阅读古籍喜欢读什么书？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诸如，红军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那个年代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读之用之，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他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学用之道——书山路上的风景（代序）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1938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关于读哲学。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关于读历史。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说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历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读的西方著述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算少的。青年时代，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到晚年，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比较起来，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西方哲学。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道：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关于西方近代史。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关于西方自然科学。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为何读书？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毫无疑问，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天然的亲近感，由此拥有一种“读书人”的鲜明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比如：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不同，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偏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十年“文革”期间，他对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从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实用主义。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看小人书，特别是那样执着地研读“二十四史”和《红楼梦》，背诵《离骚》等，根本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什么关联。当然，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有如此多的动力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于是，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做了十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有八万字左右。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越发觉得有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答案很明显，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读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要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由此感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阅读和理论探索上，常怀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很有几分遗憾地说：“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怎样读书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的读书生活一刻也不停下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因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著作《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是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了。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去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与此相关，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员、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读书批注，就有《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手书古诗词选》、《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国以来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如何把书读“活”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用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收获，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讲道：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在主持第二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道：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决议中关于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的阅读和他的领导力及影响力于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难得的景观。他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在各种场合关于所读书籍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材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的许多思想观点形成发展的脉络，还可发现他某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体会他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1。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从的阅读可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思想。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三者俱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思想。2。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驻足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是知识分子出身，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其未来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储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8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既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从而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3。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自然生出特殊的亲近感。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文章说：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1973年访问中国，和见过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1974年访问中国，同样和只见过一面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的2008年，学者康晓光在《领导者》第二期发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作者说他对10个样本城市做了统计调查，涉及1254个统计样本，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谁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孔子、马克思排在前三位，认同的有653个，占受访者的52.1%。被访者对思想家的定义未必一致，但他们大体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来选择答案的。有意思的是，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后者的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他的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径。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作为中国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所谓学用之道，精华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