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创新与“关门弟子”--- 施大德 ---

     是的，我的确是刘之祥先生带过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因此，我成了刘先生的“关门弟子”。大家这么说，我似乎还有点美滋滋的。现在当我追忆这位恩师的时候，觉得刘先生的门可是从来也没有关过的。他的门一直开放；向需要的人开放，向似乎并不需要的人也开放。而且，刘之祥先生常常因其广阔的见识、丰富的学养、深沉的思考、会不知不觉地，不动声色地“溢”出点什么来；许多人往往不理解，而我也接不住，“漏”掉了。

     值此北洋大学建校120周年之机，作为刘之祥先生的研究生，无论如何也要点点滴滴地收集一下这难收的“覆水”，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亡灵。

      刘之祥先生是引导我走进事业大门的教授，也是引导我探索新事物、新学科，使我始终对各种学问保持高度热情的导师。这与现在大学里盛行的“师傅”、“老板”的称谓有本质上的差别。“关门弟子”只能产生于闭塞的农耕社会，师傅向徒弟作简单的技艺传授；使徒弟日后有一个维持生计的饭碗。可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使简单的技艺传输难以为继，又妄谈什么发展、创新。而刘之祥先生面对我们数百上千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以他开放的思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竟把现代化大学的精神和理念，融化和演绎得如此的永恒和平常。风骨、境界

1、本教授，非“师傅”，是先生

      1961年，已经59岁的刘之祥先生被发表为，带我们三个班的大三学生（五年制）到山西中条山铜矿进行生产实习。当时二十一二岁的我们都有些紧张；也许大部分同学都把刘先生预想成师傅带徒弟的样子了。没想到他平易近人，根本不需要我们“伺候”，一切自理，还不时露出点助人为乐的伸士风度。他头脑清晰，表达平实，我们几个同学经刘先生一指点，竟把还没有学过的，也无法观察到的采矿方法图，七拼八凑地划了出来。青年教师不以为然，但刘之祥先生的认可却溢于言表。我消除了对这位长者的畏惧，有了自信。

      回学校上课，同学们很快就成了刘之祥迷，没有一个人舍得缺课。他不紧不慢的讲解发人思考，幽默生动的解释引人入胜，同学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刘先生能把如此“硬邦邦”的采矿方法讲解得如此活龙活现，空间、时间表达得如此清晰有序，真也是难觅后来人了。更有趣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笔记完整地记下来；不过大家也不着急，因为我们百分之百地听懂了、理解了。

     我本人更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从此有了精神，好好学习。我知道我58年考大学的时候，有个继续读书的地方就很幸运了。我不闹专业情绪；但总调动不起学习的兴趣，只想毕业后有份工作就算了。可是这一年经过刘之祥先生的授课、答疑、点拨，我这个在学业上已经“自暴自弃”的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竟极有兴趣地钻进了此前完全不了解的采矿专业。我真的喜欢上了我的专业，为专业的难度、深度和许多概念的特殊性而饶有兴趣。甚至我还以我一个年轻女性成为采矿工作者，不时在井下一个人钻来钻去而自豪；我的要当总工程师的梦想也出现了。

     我想这就是大学教授的魅力，没有说教，没有动员，带了一大群青年学子入门了。

2、本导师，非“老板”，是同仁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突然被告知大家都可以平等地报考研究生了。当时，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我还可以通过考试来争取读研究生的机会；于是紧急备考，幸运地抓住了机会。我又可以继续读书了。不过，现在回忆这“五”年的研究生经历不再是大学五年脱胎换骨的“爽”了，而是难以下咽的甜、酸、苦、辣。

      刘之祥先生深入浅出的单独授课，海阔天空的讨论、答疑，从来不脱离专业领域，却又如此的开阔。我一直在他思维的海洋里遨游，如此博大、缜密、灵活。但他对研究生的要求却是如此“宽松”，从不要求我做什么，怎么去做，一切由我自己决定。我紧张、焦虑，经常不知所措。他却如此的自信，气定神闲。一年之后刘之祥先生又一次不动声色地使我在不知不觉中理出思路，在混乱中作出选择。我好像自己渐渐地会搞学术研究了，学会了该思考些什么，怎么去思考。我们师生二人一一化解了选题时的取舍，试验中的苦涩，结果中的磨难。。。我的感觉越来越好，论文思路逐渐清晰，对于研究成果很有信心。我想，刘之祥先生用灵活开放的思维方式引导研究生特立独行，开创前进；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导师，绝不是老板。我们平等地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同仁。康德说过“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

      然而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论文的良好感觉嘎然而止。我茫然，完全不知所措，彻底胡塗了。看来，刘之祥先生也被“革命”了。一次在老办公楼的暗走廊里我们师生突然撞着，他失去了往日的淡定，双手紧抓着我的手，在发抖。我至今无法忘怀。

     在学校两年的“文攻武卫”很快就过去了。我到河北迁安铁矿去接受“再教育”，当了六年的爆破工人。但是在这六年的时间里，看望刘之祥先生成了我偶而回到北京时的必修科目。先生的家国情怀，自我调侃，善的坚守成了我在郁闷和无望中的心灵鸡汤。事实上，刘先生对我这个“小学生”从来不谈国是，只谈专业。我们谈损失贫化，谈特种炸药，谈大沟掘进，谈爆破效果，谈边坡抢修，谈采掘计划，谈。。。这使我六年单调的劳动不再“苦”、“辣”，而变得有一点点意趣了。

3、领骑人，非“权威”，大家是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不读书的革命年代里，我还有几次跟着刘先生走进了王府井八面槽外文书店里小小的“内部店”。先生熟练地拿下一本英文书，从口袋里挖出一个两寸长的铅笔头，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抽出薄薄的笔记本，边看边写起来。而我只好走到外间去翻看俄文书了。当时，我还没有学过英文，不知道老先生在关注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刘先生在研究海洋采矿。1972年8月，“开发海洋矿产资源”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封面注明“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编”，序言最后说“本书主要由刘之祥同志执笔编写”。是的，刘之祥先生从没有间断对世界范围内前沿专业动态的关注。

     这本小册子是如此之薄，印刷又是如此的粗糙，但是，它的意义非同一般，绝对具有开创性价值。我知道后来冶金出版社组织了类似的书籍和资料，几个大研究院的情报人员也都跟着做了许多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海洋局》挂牌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要求刘先生研究什么海洋采矿；没有项目，没有经费，甚至还有受到批判的风险，可刘先生甘于寂寞、甘于清贫，甘于坐冷板凳，对这别人看来干巴巴，苦哈哈的事情如醉如痴，这是一种何等高贵、执着的敬业精神。我想这应该是学术领军人物和大师的风范。作为中国最早的理工科大学中最接近世界前沿的开拓者之一，他始终自发自为地保持着专业领骑人的地位。

      如果说刘之祥先生是我专业上的导师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80年代初就离开采矿系，该行经济管理专业了。刘先生从来就支持我开拓新领域，但是如此大的改变专业范围，先生能支持我吗。没想到，劝说我留下来的教授是矿机专业的，甚至是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的教授。而刘先生接待我的方式是与我一起畅想如何把采矿专业与经济管理专业结合起来，没有说一个“不”字，没有表示出一点点遗憾，相反他认为有建立新领域的希望。这种“诲人不倦”的职业坚守和人格魅力正是来自刘之祥先生的业务底气和文化底色。

他研究学问的过程和方法使我受益匪浅，十多年以后我编写的三本在大陆算是最新内容的非采矿的专业书，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完成的。

4、一个“好（第三声）为人师”好老师

     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刘之祥先生不但“为人师表”，还是一个“来者不拒”，“好（第三声）为人师”的大好人呀。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复印机的年代里，我经常会碰着刘先生正在接待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突然撞来的造问者，拿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资料；甚至到后来把所有的书籍，包括市面上买不到的一些工具书也都送人了。当时我不理解，为了表示反对刘先生的这种做法，我竟然没有留下一件纪念品。可是现在的我却在重复刘先生的做法，把书送到民办大学、民办小学。。。

     不知为什么，现在我更多地想起刘先生许多开阔的话题。在去王府井外文书店的路上，他似乎很随意地谈到交通管理，公交汽车站点位置的设计原则等等。他认为，利用公共交通出行、换乘的北京市居民在马路上暴露的时间和距离都太长了，不安全，不方便。当时的我根本不能理解，而现在的我有了切肤之痛的真实体会。想想当年他以70多岁的高龄，从西北郊赶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去看自己买不起的书籍；那是一种怎样的坚持和情怀。他谈到过英国煤矿的安全管理，甚至还对我谈起英国人如何利用家属教育来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我当时只觉得很新鲜。他谈到过细菌采矿，谈到过在发现攀枝花铁矿时的几次遇险。。。刘先生就是常常用一种非常平静、淡雅，甚至自我调侃的方式谈到社会和自身的方方面面，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虚怀若谷和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

       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把老一辈教授们的精神天地全面地传承下来，不能把他们的修炼学到手；而经常地被人批评的是“好（第四声）为人师”，甚至是“倚老卖老”。可我不能放弃教授的良知，我启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感知学生的敬意。同时又不得不启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这个没有“改造”好的学生。

       对于产生于工业社会的大学教育来说，刘之祥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导师。说到底刘之祥先生是一个己经逝去，现在又开始被人逐渐认识回来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