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早前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增长7.6%，三年来首次跌破8%并创下新低。对此，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7.6%这个数字是经济主动调整的结果。考虑到去年下半年GDP增速的低基数、近期政策逆周期叠加效应的释放以及未来的货币政策预期，经济有望在下半年企稳回升。

我们要看到GDP的局限性

中国商报：GDP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关于GDP的争论也很多，包括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拉动了GDP的经典笑话，很具有讽刺效果。您觉得呢？

赵晓：GDP是一个最重要的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它表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财富总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GDP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它的主要缺点有两个：

第一，GDP代表的是国民新创造的全部财富，而不是国民所拥有的财富。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年盖了一栋楼，价值1个亿，今年又给推倒了，推倒花了1000万，然后又在原地新盖了一栋楼，价值也值1个亿，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就创造了2.1亿的GDP，但是我们实际拥有的财富只有1个亿，而且能改善我们生活供我们享受的财富实际也只有1个亿，前面的盖了拆都是瞎折腾，是无用的GDP，吃狗屎的笑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沈阳投资8亿元仅用9年的体育场、建成才13年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被爆破，以及香港援建的竣工于2010年的四川绵阳紫荆中学被拆除引起大家的广泛质疑，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在国外，几百年前的建筑现在依旧在使用的比比皆是，而我们国家的建筑一般平均寿命也就30-50年。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拥有了比别人高的GDP，但不一定拥有比别人多的财富。

    第二，GDP只表示新增加的财富总量，而不管质量。在贫穷国家，或者经济发展初期，解决温饱问题往往放在第一位，快速提升GDP总量可能很重要。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GDP质量就不能再被忽视，中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过去的三十年，我们走的是“高增长低质量”的路子，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但这些损失都没有计入到GDP中。因此，“中增长高质量”或者“低增长高质量”应该是我们今后必须的选择。 

经济下半年有望企稳回升

　　中国商报：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了7.6%，是三年来首破8%创新低，仅高于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经济危机最低谷时期，您怎么看？
　　赵晓：对于二季度7.6%的GDP增长，我以“最坏的预期微笑看待”来综合概括，即：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得过度悲观。
　　首先，二季度真实的GDP很可能比7.6%更糟糕。从发电量来看，2012年6月我国的发电量当月同比增速为0，并且连续三个月一直徘徊在0附近，这种情况从2000年到现在，只有2009年的3月至5月出现过，而当时对应的GDP增速只有6.6%。还有，中国制造业的PMI指数6月仅为50.2，二季度的三个月PMI逐月恶化，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另外，7.6%的增速从宏观上来说还不错，但是中国经济目前的严峻形势是微观层面表现不好，企业利润下降，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温州小企业倒闭，浙江600家小企业寻求政府救助，这样的案例很多。
　　其次，我们也不能表现得过度悲观。如果换个角度看，7.6%的增速不仅符合经济下行期绝大部分人的心理预期，而且还可以称得上成绩不错。我们没有必要像2008年那样再来一轮“大干快上”。从世界范围来看，7.6%的经济增速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仍然属于“羡慕嫉妒恨”，可望而不可及。日本经济增速刚刚由负转正，欧洲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德国也才只有3%，金砖五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也才5%左右。我们还要注意到，7.6%的经济增速既有世界经济整体下滑拖累的原因，也是本轮政府宏观调控主动调整的结果。CPI的一路下行是政府主动调控希望看到的结果，这也为下一步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操作，以及利率和资源价格改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条件。另外，综合来看，考虑到去年下半年GDP增速的低基数、近期政策逆周期叠加效应的释放，以及未来的货币政策预期，经济有望在下半年企稳回升。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第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增长底部的概率较大，全年完成8%增长的希望非常大。
　　事实是，不是7.6%的增速太低，而是我们总是纠结于“保八”。必须再次提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当降低，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7月24日发布的代表中小企业指数的汇丰PMI值回升到了49.5，创出了5个月来的新高，这是经济转型值得高兴的事。
　　中国商报：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开始陆续出来，27个省市的GDP排行中，重庆、贵州、甘肃等中西部省市发展速度较快，而上海和北京这两个一线城市居然垫底。
　　赵晓：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时期，重庆、贵州、甘肃等中西部省市还能保持14%左右的GDP增速，确实给中国经济的整体复苏带来了希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一线省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东部地区已度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进入高质量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重心转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在这个阶段，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不太现实，这跟前面提到的我国经济出现趋势性放缓是一个道理。而中西部省市人均GDP还比较低，贵州2011年人均GDP还不到3000美元，与东部经济发达省市相比，还存在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
　　第二，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比较依赖投资，在中国西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近些年西部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

远超过东部。2011年，贵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60%，重庆这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一直超过20%。“九五”以后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快于东部地区，特别是“十一五”时期，西部地区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9.0%，高出同期东部地区投资增速9.5个百分点。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的纵深推进，以及国家战略性区域开发政策实施，将支撑西部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延续经济增长“西快东稳”的局面。
　　第三，这是近几年产业转型的结果。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近几年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陆续向中西部省市转型，未来3至5年内还有加剧的趋势。我担忧的是，中西部地区可能会重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老路，GDP增长主义心态可能令一些地区为了经济增长而再次以环境损害为代价。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西部地区冶炼项目群众事件让我这种担忧加重了。
　　中国商报：有人坚信“中国经济还能保持高速发展20年”，您怎么看？
　　赵晓：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比较有信心，但要保持高速发展20年，可能性不大。我们要看到，中国这次的经济减速具有趋势性和周期性双重性质。趋势性方面，我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这一时期，由于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逐渐弱化，而以创新为主的内涵式经济增长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跟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有密切关系。过去，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是有丰富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适合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自然资源成本都要上升，这是必然的。现在再让我们去和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家去拼成本，肯定不现实，也是不应该的，否则我们产业工人的收入提升就没有指望了，经济发展也就没有了意义。好在“中国制造”帮助我们积累了大量资本和财富，为我们发展高端制造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以及提升消费奠定了基础。但是，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就必须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竞争，还要想高速增长可能性就不大了，能保持5%至7%的中速增长就很不错了。 

楼市不会再有黄金十年

　　中国商报：出口受阻、内需疲弱，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三分之二已显疲态，托底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仍将是投资。但上一轮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仍在，所以，政府再出台如2008年末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几无可能。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怎样驾驭投资这辆马车？
　　赵晓：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而出口增长又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当下“稳增长”其实就是“稳投资”。当我们为“稳增长”而不得不依赖投资时，关注投资的质量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我认为目前的投资必须把握三个原则：一是要按需投资，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如新农村建设、城市地铁、西部地区道路等等，但对于产能过剩项目要慎之又慎，如钢铁、重化工、水泥等项目；二是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促进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创新型产业发展；三是要促进民生，如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项目的投入。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仍需保持宏观调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目前考虑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还为时尚早。
　　中国商报：中国的内需一直拉动不起来，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目前的形势下，怎样才能有效地拉动内需？
　　赵晓：说中国的内需拉动不起来，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近10年来，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都在15%至20%左右，哪怕在2009年和今年的经济下滑时期，增长率也维持在10%以上。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了不起的。关键的问题是，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太低，1978年是60%多，现在反而下降到了5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70%。这不能怪消费不足，只能说是投资和出口占比太高，这跟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你总不能说，1978年消费是60%，那会儿的消费比现在还好吧。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自然就会上升。
　　当然，投资不降的情况下，要提高消费占比只有大幅度提升消费的增长速度。导致消费不能快速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入分配恶化，贫富差距太大。老百姓口袋里没钱，你让他拿什么去消费？二是社会保障不足，要看病，要养老，还要为子女的教育准备很多钱，他想去消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三是房地产价格过高。买一套房子就当一辈子房奴，“一套房子摧毁一个中产家庭”，说得一点都不过分。
　　要提升消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是必须的选择。鼓励家电下乡、建材下乡、补贴节能家电，这顶多也就是临时性救市措施而已。
　　中国商报：过去几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小，但是，这一轮房地产打压对经济增速的冲击十分明显，而目前房地产市场似乎陷入了僵局。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既能维持当前的调控政策，又能盘活市场？
　　赵晓：严格调控房地产，克服对房地产的经济依赖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阵痛。在当前形势下，既能维持当前的调控政策，又能盘活房地产市场，让房地产再次带动经济复苏，我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好办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已正式进入下半场，且再也不会有下一个黄金十年了。
　　过去的十年里，正是房地产和出口的“双剑合璧”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也正是对房地产市场的纵容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经济的困局。首先，房价的飙升直接造成了企业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试想一下，房价都3万一平方米了，你再给人家1000多块钱一个月，人家还能给你干活吗？其次，房价的飙升抽空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导致我们很多中小企业错失了产业升级的良机。前几年，房价上涨过快，炒房比做实业挣钱又快又轻松，很多中小企业干脆关门去炒房。现在炒房不行了，转身想再做实业却发现已失去了升级的机会，当然经济就整体不行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从2005年到现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多的是在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控房价保民生顶多就是保增长下的附属品。简单的规律就是，CPI走高，房地产调控就严，房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而经济一旦下行，房地产调控就放松，房价随之报复性反弹。经济过热时，我们担心楼市泡沫破裂。而一旦经济下滑，泡沫和民生就很快被抛到了脑后。从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到现在，政府一直把发展房地产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用这个手段服务于宏观经济，服务于CPI。在这种习惯性思维下，住房本身的民生属性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体现，房价涨还是不涨，政府并没有特别关注，政府更关心的是房价的高低对经济的拉动或者抑制作用。房地产调控的基本逻辑都错了，房价调控自然难见效果。
　　当前的楼市反弹，就是由于购房消费者担忧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又会扛起房地产救市的大旗。此次购房消费者恐慌性入市，折射出民众对政府房地产调控缺乏信心，如果此次的房地产调控再次失败，必将严重吞噬政府公信力，我们再也输不起了！其实，控制了房价，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回归，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房地产市场自然就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办法。 

更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商报：很多人都在担心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呢？我们能否避免？应该如何避免？
　　赵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分析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时提出的一个关于经济持续增长困境的概念。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时(

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有可能面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趋缓或停滞、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经济长期不振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似乎近在眼前。如果中国未来几年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后尘，也落入陷阱，不仅高增长、可持续、具包容的未来新经济增长模式成镜中花水中月，连经济社会稳定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落入陷阱前都或多或少存在下面的问题：一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前，由于工业化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持续增长乏力；二是由于对资源或“出口导向”的过度依赖导致错失经济转型的时机；三是由于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过度依赖外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引发债务危机；四是收入分配恶化引发社会矛盾；五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出现动荡。而韩国、日本等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给我们的经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结构必须转型。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空间、物资资本积累基础上不断释放的技术潜力，以及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是成功转型的三要素。
　　对比之下发现，我们既存在落入陷阱的危险，如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收入分配恶化、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但更多的还是拥有成功跨越的希望。首先，我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13亿人的衣食住行、教育和医疗为我们今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其次，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形成了进一步改革的共识，有了共识，我们就有了前进的方向；最后，高储蓄高投资率导致的高资本积累为我们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提供了条件。
　　避免落入陷阱，我想以下三点尤为重要：一是工作重点要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到关注和谐社会构建上来，维持社会稳定尤其重要，这也是当下“稳定压倒一切”的经济学意义；二是在生产要素红利、人口红利、出口红利都将逐渐退去的时候，必须尽快挖掘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进而释放城市化基础上的内需；三是经济转型需要政府转型，促进全民参与式改革是紧迫任务。在接下来重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回归到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只有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明白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经济转型才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