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经济学》（季刊）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召开“纪念杜润生学术研讨会：农村、农业与发展”。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就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和解决三弄问题作出精彩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作为杜老的学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杜润生学术研讨会，许多青年学者通过宣讲论文以及讨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方式来来纪念杜老，这也代表杜老的事业薪火相传。从1952年以后，杜老的工作一直都是围绕三农问题。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政策可以说都是他负责制订和推动的。

我今天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杜老所追求的国强民富之道以及三农问题如何解决，实现杜老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期望。

国强民富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希望国强民富，就是希望经济不断发展，希望我们能够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首先就是技术不断创新，其次是产业不断升级，让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必要机制。

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市场范围也越来越广，需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早期经济以农业为主，依靠传统的技术，剩余非常少，所以当时的产品交换多发生在临近农业地区的地方。进入到现代化生产阶段之后，规模经济凸显，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要求的基础设施投入越来越高。

早期的交易是熟人之间的交易，所以也不用写合同。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交易的双方越来越不熟悉，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必须要签订合同，必须确保合同的执行。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资本投入越来越大，就不能只靠自己的资金，必须动员社会资本，所以传统的私人借贷慢慢的发展到现代化的银行、股票市场等金融体系。

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层建筑必须与其相适应，不断发展变化。其中有两个制度最重要：一个是市场，把资源配置到有需求和有价值的产业部门去；另外一个是政府。比如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要不断的完善，但这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必须要由政府来设计和协调。因此，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

贫困国家80%的以上的生产活动和80%以上的人口是在农业领域。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当进入高收入阶段，留在农业里面的人口一般在10%以下甚至不到5%。这个过程当中农民的问题如何解决？一方面是依靠技术不断的创新，另一方面是当大量的人口转移出农村，进入到非农产业里面。所以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提高生产力，使得农民跟城市的收入差距缩小。

思路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有条件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自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一直都在世界最前沿，他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来自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在技术、产业方面跟发达国家有差距，所需要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比现在好即可，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他们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采用引进、模仿等方式。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较低，速度比较快，可以持续在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达到7-10%的年均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抓住了后发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了国强民富与三农问题。绝大多数经济体迄今为止仍陷在低陷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本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就是思路问题。发展中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希望快一点赶上发达国家，人民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防实力跟发达国家一样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实力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强，就必须生产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飞机大炮，即推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战略。但是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转让这些技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自己去发明，放弃了后发优势。

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劳动力相对多，资本非常短缺。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产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根本不会有人投资。为了发展赶超型产业，必然需要政府出面配置资源，对这些产业进行大量的扶持，扭曲各种价格信号，比如把投入品的价格压低。这样就可以在条件不具备的状况下，把资本密集型产业建立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不仅放弃了后发优势，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大量资源无效配置以及各种扭曲，效率非常低。现代化的重工业固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能够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并没有实现原来追求的国强民富。

中国道路：务实的态度和不断的变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后，中国取得了30多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从1979年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使6.8亿人摆脱贫困。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杜老做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结果却大相径庭？我的看法是同样是思路决定出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当时占领舆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希望把原来的扭曲一次性改变。如果这么做，这些被保护的产业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也难以进行。很多国家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想办法提供其他方式的保护补贴。大量的研究证明，那些赶超型工业在私有化之后得到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

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渐进的方式。既然这些产业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那就继续给保护补贴。但是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采取开放的态度。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发展轻工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然后政府发挥因势利导来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这种方式也导致不少新问题。为了补贴原来的产业，就保留了很多扭曲，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腐败现象蔓延。

在上世纪在八十、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低收入国家，对那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给予保护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部分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所以雪中送炭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应该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实行八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也还处在转型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去发展不同的产业，采用不同的制度，或者消除原来制度的各种扭曲。如果能这么做，中国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作为杜老的学生，我们要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败出发，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做出总结。这有利于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同时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好的实现发展目标。正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