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学热不断升温，各类国学书籍和国学大师扑面而来，读者常有云山雾罩无所适从之惑。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哪些内容应成为国人必备的国学常识？哪些又是阻碍中国完成现代文明转型的精神包袱？国学如何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经验无缝对接而不是知行脱节？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不但对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哲之研究更是其看家本领。在访谈中，傅先生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文化沙文主义者，不会宣称国学是“世间最伟大的学问”，不会幻想中国文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今日谈论国学，必须面对两大挑战：第一，如何跨越两千多年帝王专制政体对自由思想的钳制？第二，如何回应西方文化对理性思辨的要求？他说：“若要探讨国学对人生有何启发，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西方近代文化能够展现活泼的生机与动力，必须推源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回到古希腊与罗马初期，一举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的宗教钳制。中国文化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要跨越的是二千一百多年的帝王专制，回到先秦的儒家与道家。关于这个问题，学者难免各有所见，那么不妨再来营造一次诸子争鸣的盛况。”傅佩荣先生长期以来奉行“四不一没有”的生活模式，即“不碰政治、不上电视、不应酬、不用电脑，以及没有手机”。他说，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个性，只是为了在授课之余找到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幸好傅先生的“四不”中没有不接受采访这一条，于是才有了某个深秋的傍晚在季风书园的一次愉快谈话，谈传统与西方，谈童年与母亲，谈女儿与电影，一种儒雅醇厚的学者形象渐次展开，打通了学问与人生的隔膜，激活了国学一词的应有之义。

问：您从小生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大学和博士念的都是西方哲学，但最终却选择了传统国学研究，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入国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