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浙江现象”？ ——“浙商”很可能是中国各省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 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角落。他们带去的是投资项目以及实干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他们的观念和创业精神，则是对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一种促动，这是浙商对全国的贡献。 “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浙商创业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重商的地域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动表述，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大面积活跃的“文化基因”。 “三无”起步，所谓“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比跨国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为他们与环境和发展阶段更“匹配”。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因此，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这就是“落后的低级的”草根企业管理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根本不用担心浙商将在全球化时代被边缘化，因为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市场动物”会在内外合力下选择“高”和“大”，从而与周围的环境继续保持匹配。 全球化时代，越是本土的，就越是全球的。越是本土的，就越具有比较优势。浙商很可能是中国各省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因为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浙商最大众化，他们是真正的"平民"、"全民"。 浙江各级政府开明理性，浙江的社会观念和舆论引导和谐宽松，为浙江民营经济的活跃和务实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浙商们的政治立场也因此而积极稳健，不过激，也不过火，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法律上出问题的非常少见。 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并不大，但却以小规模实现了规模经济。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这种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是浙商的独创，极具竞争优势。 在后WTO时代，全球化意味着管理理念、模式甚至工具的一体化、同质化。如何开掘出符合中国水土文化、国情特点、发展阶段的本土化经验，以及如何将国际惯例与中国文化背景相结合，这是一个比单纯"引进、学习、借鉴"西方管理经验更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