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新政权未采纳梁思成的“梁陈方案”，将行政中心放在城内，拆除城墙，拉开了北京无序发展的大幕。

作为元、明、清这几个大一统朝代的都城，历史上的北京并不像现在这么糟糕。有永定河、海河供水，地下水水源丰富，足够居民使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曾师从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他说，明代开始修建的北京城最清晰地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形制建设，该书是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国家规范，其中《匠人·营国》就专门讲都城建制的。所以，北京城作为中国传统城建智慧的结晶一点也不为过。“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格局持续了五百多年，经历李自成对城墙的焚毁，八国联军攻城，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拆改，到1949年，北平和平易帜时，北京的城池风貌基本保存完好。

朱士光说，可惜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未采纳梁思成的“梁陈方案”，将行政中心放在城内，拆除城墙，拉开了无序发展的大幕。北京本来是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中心，修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都无可厚非；但是充满豪气的领袖却要将北京由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建设重工业基地，在石景山建钢铁厂，燕山建石化厂，门头沟开煤矿。后来，重工业虽然都逐渐迁出北京，但是“贪大求全”一直在主导着这个城市的发展。

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提出要将北京建成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到现在，不断叠加的功能压得北京喘不过气来。1973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定下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摊大饼”发展模式。之后发展的CBD又都集中于二环、三环之间，为疏散中心城市压力而兴建的卫星城镇最后都成了睡城，然后便是恶性循环——城市轨道交通虽然越修越多，但是公共交通越来越挤，地面交通越来越堵。现在北京的城市问题都是在为过去的错误决策埋单。

虽然首都似乎越来越“糟糕”，在短期内似乎也无改善的可能性。但是，迁都毕竟不像搬家那么容易。

《大西洋月刊》在谈到中国的迁都问题时说道：“迁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迁都意味着剧变和潜在的王朝更替。只有当自身政权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皇帝才会决定迁都。”汤爱民并不完全同意：“在中国历史上，主动的迁都能让国家获得新的发展，那些伴随着巨变和王朝更替危险的迁都多数是被动的。比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说，从历史上看，定都首先受宏观经济影响。以西安为例，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但在唐代之后就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都城，因为唐之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式微，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繁盛起来。其次是微观的地理条件，防御重点在不断变化，唐朝之后，外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从西北转到东北、内蒙古高原，匈奴一蹶不振，契丹、女真等部族开始崛起。明朝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天子戍边，有效巩固了政权。另外，就是当权者的人脉资源，比如，明成祖朱棣是燕王，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强大，在北京定都能有效巩固从侄子手中夺取的政权。

汤爱民认为，现代国家的迁都大多是出于战略发展和利益平衡的需要，总结起来一般有六大因素：安全与军事因素，首都的防御的成本不能过高；政治与国家战略因素，1960年，巴西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都巴西利亚，是为了改变全国区域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文化与民族心理因素，德国统一后定都柏林是因为柏林是东西德民众都认可的德国象征之一；地区与区域平衡因素，加拿大建都渥太华是为了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与其他英语省之间取得一种相对平衡；历史与旧都影响；自然地理也要考虑，比如不能在地震高发带上建都。伊朗提出迁都便是因为德黑兰地处于地震断裂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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