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王成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处于不同地域的企业受到当地文化的滋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风范。 地域经济文化发达状况与企业文化 区域经济文化发达程度不同，对企业愿景、价值观、风气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从中国来看，区域性经济文化差距明显较大。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有广州、上海、深圳、宁波、顺德、青岛等若干经济活跃、文化繁荣的中心城市；也有因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慢的内陆，尤其是西北地区。因此，处于这样差别较大的不同地区的企业，因市场需求差异、信息来源差异、竞争性差异以及员工素质差异等，就使企业的文化理念及风格出现差异性。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企业，其文化导向和风格更加市场化，创新和竞争精神、时效观念更突出；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其文化导向和风格更加凸现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更加勤奋和朴实无华。 地域文化底蕴及传统风格与企业文化 不同的地域文化底蕴与传统风格给不同地域的企业文化打上鲜明的烙印。比如，北京与上海两大中心城市目前在企业文化上的差异，明显地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对两个地区企业长期不同的影响有关。“京派文化”讲正义、讲政治、讲大局，这对企业文化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京派文化中也有讲等级，重关系、面子的传统，也有受八旗子弟遗风影响所形成的重志轻功、重言轻实乃至“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旧习，因此在北京企业文化中就积淀了不少任人为亲、哥们儿义气、消极保守、不重实际等因子。北京不能创造经久不衰的企业名牌产品，可能与“京派文化”的消极因素有关；北京企业有那么多下岗者，同时又有那么多工作机会吸引着外来务工者，这一反常现象可能也与“京派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关。“海派文化”中所蕴涵的创新、冒险、竞争以及精明算计的金融意识和作风，与市场经济有很强的亲和力，与这种大文化相适应的企业文化自然能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上海这几年迸发出来的旺盛的经济活力与海派文化有直接关系。当然，“海派文化”也有劣根性，“海派文化”里异常突出的是功利性和崇洋思维模式。以我为中心，有利于自己的就拿起来用，有损于自我的就断然抛弃，发展至极端，就是金钱、地位崇拜；不少上海人总认为洋的总是好的，以自信的心态瞧不起外地人，却以自卑的心态崇尚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这种区域性文化对上海企业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利他精神和合作精神不易形成。 因此，处于不同地域的企业，要研究本地区文化的特点和风格，积极吸收本地区文化的精华，摒弃糟粕，有效地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源，才能使企业文化更有特色和生命力。比如，地处鲁南的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企业在建设自身文化过程中，就应积极吸收革命老区文化和齐鲁文化中诚实、纯朴、和谐、仁爱等优良传统和革命战争时期沂蒙人爱国、奉献的革命传统。 地域商帮文化与企业文化 中国明清时代，形成十大商帮，虽然多数已经没落，但其商帮文化仍然对当地企业文化产生着持续性影响，近些年也有不少企业在深入挖掘商帮文化的优秀基因为我所用。 例如，晋商帮学而优则“贾”，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徽商帮贾而好儒，诚信为本，财自道生；龙游商帮敢为天下先，海纳百川，宽以待人；洞庭商帮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稳中求胜；江右商帮贾德质朴，广泛从业，小本经营；福建商帮自强不息，爱拼会赢；广东商帮追求厚利，既和且平；山东商帮直朴单纯，重土安命，豪爽诚实；宁波商帮灵活善变，卓尔不群，开拓创新；陕西商帮追逐厚利，生财有道。这些商帮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理念、信条、传统和作风，尽管时过境迁，但作为一种亚文化，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在当地的企业中还多少得到某种体现。具有深厚商业文化底蕴的各商帮活动地区的现代企业，也应该继承本地商帮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古为今用，彰显特色。 最近应邀到浙江参加2009’浙江企业文化论坛，与鲁冠球等浙商接触，也曾与正泰、方太、雅戈尔、传化、浪莎、青春宝、吉利、丝绸之路等企业接触，感觉到他们是在努力传承着旧商帮文化中的精华的。在明清时代形成的十大商帮中，浙江占有两席，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浙商，传承了原有商帮开放、创新、争先的优秀品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的发展土壤上，又逐渐形成不怕吃苦、抱团合作、内敛扎实、超越自我的精神，“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新浙商不张扬但表现出极强的进取性和巨大的能量，因此新浙商的企业文化也成为中国最富活力的企业文化。 目前，中国企业正面临转型和文化再造，这正是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利用本地文化优势，重塑个性文化的极好时机。 总体来讲，利用地域文化必须具有学习与批判精神，既善于挖掘、学习、利用和弘扬，又善于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本地区文化弃弊扬利，激浊扬清，同时善于借鉴其他地区和企业的文化精华，从而创造一种既传统又现代，既有区域个性又有中国以至世界共性，既反映本企业魅力又体现市场经济共同伦理的优秀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