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 “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上海实在是太重要 它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种秘密。
　　为了弄清这些秘密，我们还是从外地人对上海的看法说起。
　　一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 “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 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未必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气” 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 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 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k 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 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二 上海人与上海滩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谁也说不清。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 “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 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 545.5万。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它甚至被称为 “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