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受教于冯友兰、任继愈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获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个人奖。

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更懂得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

解放周末：作为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主导与底色的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冲击后，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古”现象，而您将之形容为“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牟钟鉴：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扬弃”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升华，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观辩证运动的表现。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中华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将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们认真加以反思和觉解，更需要学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予以研讨和阐释。

解放周末：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死而后生”？

牟钟鉴：儒学在近代衰落而今复兴，且势头强劲，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语，这是“契理契机”的显现。

儒学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宇宙、社会、人生智慧，凝结着东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内在生命力强大。但它在帝制社会后期一度被专制政治扭曲，趋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其“有礼无仁”的形态反而成为社会革新的负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启蒙思潮和国内新兴变革力量的巨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社会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学再生的必要条件。

对儒学而言，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又是一次净身的冲洗。“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学陷于“灭顶之灾”，在客观上却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极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为人们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也为儒学的回归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解放周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兴起过儒学热，但似乎并未持久。

牟钟鉴：这次不一样，是各个领域的基层自觉自发地兴起热潮，而不光是一些领域的一些精英分子。我们明确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文明强国的根基，文化方向拨正了，这样的文化热，会是稳定和持久的。

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化自卑到了极点。“五四”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推进了中国现代改革事业；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丢失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没做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抛弃的辨析工作，就把传统文化一股脑儿扔掉了，比如提出要全盘西化，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

当然，这既是当时救亡图存的形势所逼，也是因为儒学自身失去了生命力，表现出来的腐朽和陈旧确实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