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1997年发表的中共十五大报告重申了这一判断。直至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仍然建立在这一战略观念的基础之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与列宁当年提出的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样，是一个政治论断，可以基于这种判断决定党的方针路线。但是，从学术上看，何谓“时代”，一个时代大概有多长时间，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哪些个时代，这些时代分别有哪些主题等等，都是难以界定的。

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能给政治学者研究以启迪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促使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之后，世界政治是有潮流或趋势可言的，是有规律所循的。比如，19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全球政治趋势。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等等现象，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现象和主题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换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文明载体都追求的、跨越时空的主题，即我所称的“终极政治目标”？如果有，这些目标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1.五大永恒的政治目标

一般来说，“和平”主要指的是避免战争以维护国家安全，而“发展”主要指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和平与发展，即“安全”与“财富”，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目标。几年来我通过阅读、国外考察、访谈和思考，发现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个永恒主题，也是五个终极目标。其他政治主题，基本上是达到这五个终极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构成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内容。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这五大政治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誓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而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巴基斯坦宪法阐明：“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将得到彻底的实行。”

第一，安全。

安全是个人、群体和国家生存之必须。战争和暴力冲突，以及传染性疾病、饥饿、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伤害的突发事件等等，都构成对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列举政治的终极目标时我之所以用“安全”的概念取代“和平”，是因为“安全”含义更广更深，包括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即大规模武装冲突。当今时代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不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安全事故造成的威胁更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维持了和平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避免战争也很有希望。但是，造成伤亡的国内暴力事件和各种非正常死亡却每天都在发生，危及国家与社会的安全。

有中国学者指出，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先秦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是一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历代王朝内忧外患并提，而以内忧为主。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

2014年4月，习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最关注的安全问题，还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内涵，同战争或暴力不一定直接相关。

在当代世界上，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组织。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政府或者宣示政治意志的个人或组织，不论其理由如何，都会被指为“非法行为”或“恐怖组织”。例如，西方国家不认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下的叙利亚政府的政策，但要支持近年来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暴力行为，还是有许多顾虑。然而，世界历史上的武装起义、暴力革命或反对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如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20世纪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等，都被广泛认为是正义或合理的武装行为。20世纪70年代后，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浪潮基本结束，以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斗争的合理性遂被质疑。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支持各国的暴力革命。在政府方面，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非暴力的国内政治纠纷，或者在国际战争中伤害平民，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谴责。

现代社会的暴力行为，就占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大大减少（只相当于其五分之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战争减少了，受暴力伤害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美国评论家扎卡利亚注意到：“我们似乎生活在疯狂的暴力时代。但是别相信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我们在传闻中得到的印象其实是错误的。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在过去二十年间急剧减少了。”按照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人类简史》的统计在“9·11”事件发生后的2002年，世界死亡人数5700万，其中17.2万人死于战争，56.9万人死于暴力犯罪，即共74.1万人死于人类暴力，而当年世界上死于自杀的人数为87.3万人。德国统计公司statista 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为3．2727万人。据“国际交通安全协会”统计，若干年来，全世界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每年都在130万以上，平均每天约3300人；2014年，世界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超过120万。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死于车祸、自杀和艾滋病的人数，大大高于死于战争和暴力袭击的人数。

美国学者平克指出：“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下降的过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的下降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对于暴力减少的大趋势，平克给予了复杂而深入的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由此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中战争与暴力（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少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传染病、毒品、自然灾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应引起安全领域研究者的更大重视。当然，在看到人类暴力活动减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回归、战争危险卷土重来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财富。

财富的创造、占有和分配，也就是经济发展，是世界政治史上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当代经济发展总是与财富增长、发达、工业化、现代化等概念相联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经济量的增长，第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第三是经济质量的改善。

人们获得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政治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中国俗语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英语俗语中的“money talks”（金钱万能），都指向了财富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论语》有言：“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说的是孔子认为只要给的报酬高，连执鞭赶车的活儿都可以干。金钱政治，在国内可以拉选票，在国际上可以影响他国的政治意向。从反向看，经济惩罚或制裁，也是最常用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手段之一。

人类物质生产不断发展，财富不断增加，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据英国经济史学者麦克洛斯基统计，两个世纪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现价是3美元而且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现在，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达到33美元。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她还指出，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不过在那时，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增长并不能持久，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平民的境地，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但是，当今世界的财富积累已经不会整体上大起大落了。

世界银行2015年10月公布的报告也令人宽慰。根据世界银行采用的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到了7.02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9.6％，这也是全球贫困人口首次降低至10％以下。世行该项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区占了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但是，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只占12％左右。人类发展和财富积累是无止境的，但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基本解决。

第三，自由。

与其他许多政治术语一样，“自由”也是被广泛使用并且歧义颇多的一个概念。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认为，自由是指个人在社会中不受他人武断意志强制的一种状态。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自由，即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通常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都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除此以外，中国宪法还提到了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婚姻自由、通信自由。

个人自由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178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生命或财产，以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民主权利。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广为人知，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1993年制订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亦高度强调个人自由：“人、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遵循和捍卫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可让与的，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有的”；“保障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当代西方思想家伯林所做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对理解自由的概念很有帮助。伯林说，坚持消极自由的人所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自由地做哪些事？”；主张积极自由的人则关心“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什么事？”简言之，消极自由争取的是不让别人妨碍我的自由，积极自由则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坚持积极自由的人，不会甘做政治上的“逍遥派”，而是会通过选举等方式参加政治活动，以图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们选择政府及其领导人、参与立法和行政，实际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义运用于作为整体的人群，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自由。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要摆脱外族、外国的奴役，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将自由的概念用于集体，形成所谓的民族自由或者国家自由，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权。不言自明的是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也会怀着同样的热情来支持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运动同民族主义运动相融合，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追求并不必然增进个人自由。一方面，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宁可牺牲个人自由，选择一个本民族的专制君主以获得民族自由，而不欢迎一个由外族构成的民主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权利，还可能成为专制政府恣意限制个人自由的借口。

如此看来，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可以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个人在本民族、本国家内部谋求自由平等的尊严，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自由平等独立是一致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这时的民族主义也必然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不至于走向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

第二种是以名义上的民族自由、国家尊严为先导，而并非以个人自由为先决条件。统治者要求国内的个人自由服从于民族和国家的自由（实际上是统治者的自由），甚至于把个人自由视作对于民族国家尊严的威胁，将个人自由的诉求斥责为“叛国行为”用不干涉内政原则压制国内的言论自由。这样，表面上的国际自由平等，就掩盖了国内的不自由不平等。

第三种情况是民族受到外族或外国政府的压迫，未获得自由，而且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又为自身利益而投靠外族，反过来还压制本族内部的个人自由。这时的个体自由和集体自由双重缺失，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

由于当代世界上战争和暴力行为减少，而人均个人财富明显增加，个人自由度肯定也相应增加了但是自由度的历史比较难以量化和统计。不过，当代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的自由度等，都做过不少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该组织的2015年概览称有85个“自由国家”，59个“部分自由国家”，50个“非自由国家”。其评价尺度是否客观，自然是众说纷纭。

第四，公正。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政治的根本价值理念之一。《吕氏春秋·贵公》有言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里的“公”，应是公正的意思。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在西方思想界关于公正问题的探讨中影响很大。另一位美国学者桑德尔写道，公正涉及的是社会如何分配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桑德尔指出，考量公正的角度有三种，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指物质财富）为标准；第二种是自由的角度，主张给予每个人以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第三种是德性的角度，涉及堕胎、同性恋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困境问题。

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有关。上文提到，当代世界的财富大幅增加，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脱贫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甲原先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现在每月收入增加一倍，达到200美元，超越了贫困线。乙原先月收入1000美元，现在也增加一倍，达到2000美元。从增长倍数看，甲乙之间是平等的，但两人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却从原来的900美元增加到1800美元。由此看来，如果不通过税收级差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全社会的财富增长将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相对不平等的扩大。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40多年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同劳动收益之间的增长变化。他发现，资本收益的增长明显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以此证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有资料显示，在1820年的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世界总财富的60％。1950年，这一比例是70％，到2010年时上升到85％。今天，世界总人口中最贫穷的20％只拥有总财富的1.5％。

最富裕的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差距，从19世纪初的3倍，扩大到21世纪的100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于是制造业和财富逐渐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缩小。从这一意义上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基尼系数也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指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官方与民间机构，经常按照基尼系数对各国(地区)财富分配等情况进行评估。丹麦、日本基尼指数最低（即贫富悬殊较小），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德国等国次之但近年来也在升高；南非、巴西、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0.43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0.68。习主席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幕词中说，“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教育平等、机会均等、收入流动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逐渐加剧。

平等并不等于公正。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努力缩小收入的两极分化，为全民提供相对公平的获取和占有财富的机会。

在国际社会中，“公正”也是关键议题之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主权意义上是正确的，就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样。但是在实践意义上，大小国家、强弱国家之间的平等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设立，就说明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主张“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中“公正合理”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尚待阐述。

第五，信仰。

信仰是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坚定认同或相信。信仰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上，任何有意识能力的人都可以具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以及文化信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信仰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信仰既是主观意识，就不一定需要基于客观现实的论证，而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先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理性”的。也有的信仰是后天形成的，“皈依”的。

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信仰。世界信教人口比例统计众说纷纭，最低的说法是59％，最高的达到85％。中国大陆信教人口比例估计是11％—14％，但是不同说法也很多。什么叫“信教”，本身很难定义。近十几年来，世界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发展中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上升。美国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比例高于欧洲。由于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信仰基督教的非白人，比例可能很快将超过白人。据说韩国的基督教徒占到总人口的30％，高于传统很深的佛教，韩国的海外传教士人数仅次于美国（距离韩国很近的日本，却没有类似趋势）。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十分成功。这些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宣扬自己是扬善抑恶、爱好和平、倡导道德高尚、主张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凝聚社会团结推动不同种族和民族相互融合、引领人类进步的。但是，宗教和教派之间却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不能同时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只能择一而从。

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一般是合一的，都想改造、建立和维护某种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范畴。政治信仰多数具有排他性，但某些信仰体系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有相通之处。不过，法西斯主义者可以认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但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却未必认同法西斯主义。

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一般同民族相联系，于是民族信仰或国家信仰往往也是文化信仰。对于尼泊尔、丹麦这样的小国来说谈不上单独的文化信仰。但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客观上产生了、主观上也需要一种凝聚内部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信仰。

美国的民族信仰即“美国信条”和美国主流价值观，最重要的内容是个人自由，由此引申出对民主、法治的崇尚；美国信条又从基督教信仰引申出自己是“山巅之城”“上帝选民”，有通过推进民主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俄罗斯的民族信仰同斯拉夫主义相关联，也同东正教相关联，它一方面强调俄罗斯同欧洲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它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历史定位。俄罗斯人相信其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怀有某种“上帝选民”的救世主意识，要求维系一个领土辽阔、令人敬畏的中央集权国家。

对于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来说，民族信仰需要同文化传统相一致，其特点之一是对国家统一的恒久追求。在传统文化中，统一象征着光明与进步，而国家分裂则意味着灾难和黑暗。自古至今，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统天下的事业都是受到颂扬的。《史记》记载了秦始皇登上琅琊山后，立碑刻辞，其中说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两千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达到大一统之下的所有中国人的团结。”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也注意到，“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理解中国的这一国家信仰、文化信仰，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大陆对台湾、香港的态度和政策。

无论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文化信仰，其政治功能都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甚至暗含着“我们”在道德和文明方面高于“他们”。由此产生了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政治”。理解认同政治，对深化地区国别政治的研究非常重要。在中东、非洲等地区，了解人们对教派、部族、民族、种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是理解国别政治的一把不可缺少的入门钥匙。

2.五大目标的相互关系

人类共同追求的五大基本政治价值之间，理论上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实践上却往往不能融洽共存。为了自由、平等、公正、信仰（或以这些价值为借口）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往往不惜诉诸武力，牺牲和平、安全和财富。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也经常不能兼得。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但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崇高的、不可剥夺的。政治的团结和谐与冲突对抗，也因信仰而巩固或加剧。

五大目标之间，可以列出十对双边关系。实际上，这五项之间在内涵外延上都有交叉重合，有的可以成为三角关系或多边关系。为简便起见，这里只分析几对双边和三边关系。

安全与财富可以相互促进，也就是和平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是显而易见的。习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反过来看，人们很容易想到贫穷与暴力的相互关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说的是一无所有的穷人，很容易诉诸暴力来表示不满。因此，要减少暴力的发生，加强国内安全，应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通过研究发现，政治稳定的国家，多数是相对富裕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国内暴力事件较少。但他同时指出，贫穷与动乱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贫困造成暴力是表面现象。其实，贫困国家想致富，走向现代化，才更容易产生暴力和动乱。亨廷顿说，动乱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处蔓延，是因为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想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完成欧洲和北美洲在几个世纪里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安全与财富这两大目标，也可能产生矛盾。首先，财富是有限的，安全需求是无限的。一个国家要动用多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国防需求，即“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朝鲜是个穷国，却花费了大量资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俄罗斯近年来经济下滑，但却不肯减少国防开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费开支一度是所有其他大国军费的总和，然而还是在本国领土上遭到了“9·11”恐怖袭击。其次，历史上的财富积累过程，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充满了暴力掠夺、边界纷争和战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不多。再次，增加财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需要扩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危及人的安全。正如上文所说，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问题。

安全与自由、公正这三大目标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得以促进，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得到实现，反过来又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必须了解，要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然要约束个人自由（比如对网络的管理）；在社交媒体和其他交往中，个人权利的扩展极易产生对他人名誉、权利、自由的损害，从而造成不公正现象。

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和国际战争，比比皆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引发激烈的反抗；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以暴易暴，带来了双方的无数伤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对抗和冲突的双方都说自己的暴力行为是维护自身安全，追求公正和平等自由。近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和平演变”和“阿拉伯之春”，也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

十字军东征等欧洲和中东历史上野蛮、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凸显了和平、安全、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宗教战争背后往往有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动机，但是近年来一些“圣战组织”的残暴行为，却未必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考虑，而是用某种信仰来蛊惑人心，达到政治目的。受到某种“信仰”驱使的极端分子，心目中只有他的“神”藐视任何其他道德标准和物质财富。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以宗教信仰来界定“文明”，特别描绘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燃起的对抗。“文明冲突论”的谬误之处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亨廷顿关于宗教信仰对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的论点，仍然振聋发聩。

政治（意识形态）信仰与暴力的相关性，在冷战结束前也很明显。美国在越南进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造成上百万人的伤亡，理由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一段时间内，“暴力革命”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受到推崇，主张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看法，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人们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公正相提并论其实在学理上和实践中，三者之间存在很多悖论与不和谐之处。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于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

为什么杜兰特说“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解释说就生物学中的自然法则而言，人人生而不平等，性别、体力、智商都是有差异的。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发展，而社会不对天生的弱者进行某种照顾，平等就无法实现；倒过来看，如果要实现平等就必须限制某些人的自由。

因此，弱者和弱势群体往往主张平等，而强者要求自由。哈耶克说，个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第一要件，经济自由即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谋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但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哈耶克的思想忽视了平等和公平问题，可能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悖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自由如果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其他人。‘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但是不能用牺牲自由来换取平等。为了控制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竞争不能达到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因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假如自由失去了，那么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也不会有平等。”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概括起来是：第一，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官职和职位。这两项原则给人的启示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公平地安排权利和利益的分配。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左派主张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而右派支持建立在经济自由、财产私有之上的市场经济。更简单地说，即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而左右两派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公正而理性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欧洲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分歧，都可沿此思路而展开。

3.研究五大目标的意义

首先，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区别政治的目标和手段。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政治的终极目标，而其他为人熟知的中心概念，包括权力、民主、法治、秩序、制度等等，以至国家本身，都是达到这几个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这样看问题，并非想抹杀权力、民主、法治等主题的意义，而是想说明它们服从、服务于一些更具根本性的目标，破除对权力、民主、法治的某种迷信。

在中国，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按照上文的分析，这一观点是错误且有害的。国家和政府服务于安全等政治终极目标，而不是相反。毫无疑问，“权力”特别是国家政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掌握一定的权力，才能从事和影响政治。但是“获取权力”并非政治组织和从政者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希冀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革命者还是当政者或民主政体中的在野党派，无论其内心怎么想，都不会把“我要夺权（掌权）”作为自己的革命运动或竞选活动的最终目标，而是把维护安全稳定、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福利、促进自由公正、践行信仰等等，作为夺权或继续掌权的目标，以获取大众的支持及合法性。

民主是表达个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法治是实现公正的一个手段。在古代社会，自由和公正也是政治目标，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但却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的。从理论上说，如果有民主以外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自由，有法治以外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就可以摈弃民主和法治。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这个理论假设似乎不能成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察，验证或证伪这个假设，而不是先验地坚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它本身不足以成为目的；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精英人物通过竞相获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还说，“没有哪个社会容忍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宗教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民主方法不一定比类似环境下的其他政治方法能保证更大的个人自由”。

其次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世界政治中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国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渗透，而信息化趋势下的认同政治则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多样性。各国政治都追求上述五大目标，但推进的重点、实现的方式和步骤会有很大不同。古代世界及至20世纪中叶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奴役、专制、酷刑等等，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社会被视之为合理合法。当今世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已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则，尽管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

这里的难题在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来说，虽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但在诸如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澳洲）、族群和宗教多元化（美国）、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日本、俄罗斯）等新的挑战面前，普遍存在“再民主化”的艰难选择；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推翻现政府的暴力革命基本上失去了合法性，以街头政治为工具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无法使民主法治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多族群国家），西方式民主的“榜样”光辉褪色，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政治转型更为艰难。

第三，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将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加以有机地结合。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指出，在当今时代，已不可能只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当今各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遍面临着中国人所说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互动所带来的挑战，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越来越相互牵制。国际战略问题的专家往往对地区国别政治不甚了了，而地区国别政治的专家通常对国际战略全局和本国总体外交需要理解不深。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区域国别政治方面在解释“伊斯兰国”、中东乱局、暴恐活动、乌克兰危机和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早已捉襟见肘。创建新理论来解释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绝非我力所能及，只想在研究实际问题时摸索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和一些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尽管各有不足，但都把国内政治、认同政治和国际关系相连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国际秩序中的公正问题，中国、俄罗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已提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霸权。但在何种国际规则更为公正合理方面，还需要建立更充足的学理依据。

第四，确定世界政治中的若干终极目标，也许有助于对各国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确立“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的衡量标准。福山心目中的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腐败极低。”在我的指标体系里，丹麦在安全（和平）、财富（繁荣）、自由（包容）、公正（基尼系数低，腐败少）信仰（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路德宗）这五个方面也都比较成功。不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丹麦（以及日本、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等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制度，还在于它是单一民族国家，对吸收外来移民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丹麦人约占95％，外国移民约占5％）。假设丹麦大量吸收外来移民，尤其是欧洲以外的移民，而在福山所说的国家制度方面保持不变，它还能如此成功吗？我很怀疑。

用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1）没有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2）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3）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4）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止官员腐败；（5）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少数人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这就是所谓“良治”的国家。

应当承认，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政治，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国家的观察者在看其他国家的时候，都难免带着自己认为适合的标准。比如，美国人习惯用自由、民主、多元化的标准衡量他国；欧洲人除法治标准外，对公正（通过社会福利体现）情有独钟；一些伊斯兰国家把宗教信仰写入国名和宪法，表示它高于一切；非洲人对于种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国家道路的自由选择十分敏感。中国人衡量其他国家的优劣，除了它们的对华态度以外，主要看其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而非政治制度、信仰体系、人权状况、基尼系数或其他指标。

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看，能达到五大政治目标均衡实现的国家，是最完善的“理想国”。但在实践中，国家将政治终极目标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是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各国、各区域政治目标的转换及其相互影响，使国别区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满趣味。

以中国为例，在“思想挂帅”的时代，颂扬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地位极高；在改革开放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社会和谐，安全与财富两大主题凸显。著名的“白猫黑猫论”，指的是一切工作要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出发，也可以理解为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一时优先于其他政治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重点。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原则逐渐受到质疑。经过多年讨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调整。直到今天，这一两难问题仍然没有能完全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解决，同时还出现了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八大以来，再一次出现微调。强调的是高扬政治信仰的旗帜，增强政治安全、政权安全，而不再强调“一切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美国国内的政治主题或目标也是不断变化的。“9·11”事件以后，美国政治关注的中心一下子转到了国家安全问题。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国家政治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16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凸显收入不平等、社会公正缺失的主题。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族群、性别、性取向和地域）。”福山从美国政治主题的这一调整中，看到了美国民主涅磐重生的新希望。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重心，势必将影响其国内政治目标调整的幅度和方向。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中国大陆学者在私人通信中感慨道，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政治一体化带来分配不均，引起得益不多者和担心国家主权和民众自主权被削弱的民众联合起来，投票造反的结果。可以说，英国和欧洲今天的政治目标，涉及更多的是利益分配不公，以及民族认同和文化信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缓慢，或者公民自由的缺失。

最后，研究五大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上文提到，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已逐渐远去（尽管这一趋势并非不可逆转），极端主义驱动的暴恐行为和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造成的威胁愈发突出；全球范围的贫困问题有很大缓解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在缩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简而言之，安全（和平）、财富（发展）、自由这三大难题虽然仍旧突出，但总体上呈现缓解趋势。

于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互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并不情愿地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不难看出，同“安全”“财富”“自由”相比，当前世界政治中“公正”的缺失与“信仰”引发的矛盾，显得愈发严重而突出。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属于相辅相成的同一套话语系统，其政治正确性毋庸赘言，亦不容置疑。同时，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其研究者开拓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