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都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前提是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好，产业的附加价值也比现在高。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已经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要做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和新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在现有的技术产业链内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它可以参考、借鉴、引进并消化吸收已有的成果，从理论上讲，其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道路走的。什么叫要素禀赋？指的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和自然资源总量。当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三个要素，但是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资本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资本相对短缺但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的资源要素，价格也相对较低；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也相对较高。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果政府决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并不符合本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自然也就没有竞争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也就会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业需要得到特别保护，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如果决定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身的能力，在市场上就会有竞争力，能占领很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从而积累资本。当资本从相对短缺变得相对丰富以后，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就要进行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因为想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必须建设新产业和新技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整个中国经济几乎都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但是，当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我们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会不断地变化。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与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地区相比，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还达不到。当时的中国，劳动力相对非常丰富而资本极度短缺，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才最有竞争力？一定要多用劳动，少用资本，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5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赶美，在极端农业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发展让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非常穷，60年代就可以制造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都可以上天了，这本是发达国家才能做的事，但是我们做到了，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情况下，把资本配置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导致比较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能及时发展起来，所以直到1979年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未能得到较大改善，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如渐进的双轨制度，对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以必要的保护补贴，让其不至于垮掉；然后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那些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产业，生产成本很低，在国际上就很有竞争力，由此，我们的出口增长得很快，每年百分之十六七的出口增长，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要素禀赋当然有很大的变化。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那么短缺，但劳动力从过去的极端丰富，到现在的相对短缺，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逐渐失掉了优势。另外，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出来的，过去的产业失掉了比较优势，但在新的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中高端产业，我们又具有了新的比较优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不一样了。

苗实：林毅夫先生强调发挥比较优势，自有道理。但是，不全面。毕竟，市场经济活动有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而比较优势只是供给端。如果在买方市场上，商品供给过剩，卖方之间竞相抛售，价格呈下降趋势，买方在交易上处于主动地位，有任意选择商品的主动权。那么，比较优势就很难有所作为。当然，如果在卖方市场上，商品供给量少，由于供不应求而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即使商品质次价高也能被销售出去，商品价格呈上涨趋势。这时，买方对商品没有选择的主动权，卖方只关心产品数量，很少考虑市场需求，卖方在交易上处于主动地位。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二十年左右，就是处在卖方市场这么一个状态。更进一步讲，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之所以可以解释得通，就是乘了这个“卖方市场”的东风。换个角度，如果市场经济活动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风借火势，比较优势自然发挥很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态势，基本就属于上述状况。如果市场经济活动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比较优势得作用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大打折扣。总体上讲，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需求关系密切，与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密切相关。据百度百科介绍，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010年，党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努力平衡人民过快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林毅夫：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内保持8%增长率的潜力。这不是判断，也不是定论，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条件的。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是后发优势，因为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存在差距，所以可以吸收和借鉴已有的成果，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成本就比较低，风险也比较小，这是最重要的机制。一般人会怀疑，在过去36年中，中国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9.7%，是发达国家的四倍，接下来的优势还会那么明显吗？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持续时间这么长和这么惊人的增长率，其他同样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不过20年就从8%~10%降了下来，甚至降到5%。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36年，怎么可能不降下来呢？要判断中国现在还有多大的后发优势，我觉得，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好的指标。因为，人均GDP代表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根据我能看到的最新数据，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同样以美国作为参照，这个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 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在人均GDP是美国的21%的前提下，这些东亚经济体通过后发优势，它们实现了20年中8到9 的增长。既然他们可以实现，那就代表中国在2008年靠后发优势，也有可能、有潜力实现20年8%的增长，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内部的条件，也有外部的条件。先说外部条件。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没有完全复苏，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本应卖到发达国家去，但因为发达国家增长慢，发展中国家能卖出去的产品就少了，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再说内部条件，要看国内是否能维持社会稳定，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能把这些条件利用好，就会比较接近8%，否则，即使有潜力也不代表就一定能快速地发展。

苗实：根据后发优势，如果林毅夫先生说的是“8%增长”二十年，那他就是外国经济专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如果林毅夫先生说的是“8%潜力”二十年，还勉强可以讲。至于后发优势，林毅夫先生也只是在强调技术的差距，而忽略了制度的差距。实话实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仅仅是充分利用了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而且充分利用了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如果只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就没有“两个根本性转变”什么事。但是，事实上，“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落实功不可没。现在，我只补充说两点。第一点，市场经济的历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经济的命运多有变化，先是对立论，再是补充论和结合论，最后回归到基础论和决定论。什么是对立论？即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一直是消灭的对象。什么是补充论？即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但只是有益的补充。什么是结合论？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共同发挥作用，以搞活经济。什么是基础论？即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基础地位，政府该退出的要退出。什么是决定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决定性作用就是最大化作用，主导性作用，强覆盖作用。在这里，为了便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有三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分别是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厉以宁的《非均衡中国经济》和吴敬琏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三本书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而后被列入“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中。第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对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国际性的，哪里都一样，主张直接提市场经济就行了；另一派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必须认真面对，主张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魏杰先生，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吴敬琏先生。最后，江泽民同志一锤定音，特别指出，“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是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其实，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社会主义”可有可无。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是指古典市场经济，则可有；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是指现代市场经济，则可无。大家都知道，古典市场经济只代表效率，需要代表公平的社会主义来平衡，而现代市场经济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则前面加社会主义已无必要。前天，在我发表了《与林毅夫一说中国经济》之后，有一网友delta863回帖称，认真的人去和有意涂脂抹粉的人探讨问题，我就觉得好笑。人家心里清楚得很，只是故意逗你们玩，你们还以为人家真和你们追求真理了。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五毛，人家是故意玩来着，他们心里清楚的很。现实中我就碰到一个极品，她是通过我以前的同事，知道我的(我给同事打个电话确认过)。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很正直，要和我做生意。其实，她自己经常干骗人的勾当(我后来调查到的)。这类人的心的底色是改变不了的，只有视而不见！他们一边跟你说话，哇，追求真理啊，好啊，他们嘴巴上很崇敬的样子，心里还在骂你们傻呢！对于这类人，我的态度一向明确，就是视而不见，不仅要在思想上视而不见，还要在肉体上视而不见。毕竟，他们就是魔鬼的子孙。实话实说，我以前同事认识的那个女人，即便让我碰到了，也会视而不见。我苗实回复道，林先生的学术有一定道理，这一点必须肯定。与此同时，值得大家学习借鉴。但是，本质上也有偏颇之处，需要大家提出批评。极有可能，我苗实确实太傻了，或许某一天也会视而不见。还有一网友鲜李xu111回帖称，林的研究，那是身不由已。说你喜欢听的，你说是涂脂抹粉。说你不喜欢听的，你说是别有用心。掂量来去，只能是拍拍你的马屁。我苗实回复道，也许，人在江湖，有时候高处不胜寒啊！最后一位网友抠脚大仙回帖称，（为什么二战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普遍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具有活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靠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再全面开放，比如台湾，韩国，新加坡，都是靠政府投资国有和关联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同时实行高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初级工业。还没有工业化就搞自由市场经济的全死了，比如从发达国家掉回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比如曼德拉上台以后的南非。韩国的汉江奇迹就是靠朴正熙的高压国家资本主义，靠把韩国人送到西德做矿工和护士，用这些人的工资做抵押换来西方贷款作为原始资本建设浦项制铁这样的国企。并且，在国内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消费国外奢侈品，只有对外贸易和留学才能用外汇。当年，韩国还发动学生举报抽进口烟和消费其他进口奢侈品的韩国人。反面典型就是曼德拉上台以后无限制对外资开放，搞的现在南非经济命脉都掌握在美英法中俄德这些国家手上，南非不过就是给这些国家打工而已。佛教微博讲了三句话，对我苗实有启发意义。第一句，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开悟；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成就。发现了所有的错误，这就是彻悟；改正了所有的错误，这就是圆满。我苗实觉得，在与林毅夫先生结缘的过程中，自己一直在悔改，在不断学习借鉴中取得进步。当然，进步是缓慢的，需要十足的耐心。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是深埋立场的学问，而这个立场没有是非对错，需要给予尊重。第二句，多看自己的缺点，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多看别人的优点，才能学到别人的功德。我苗实觉得，自己的积淀不够，视野也不够开阔，对林毅夫先生的认知，甚至批评，不一定很到位，有时候极有可能存在偏差。至于林毅夫先生的学问，优点不能说没有，而且还不少。第三句，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只能看见别人的缺点和毛病，这就是傲慢心。我苗实觉得，一开始，自己是永不悔改的人，尤其是对林毅夫先生之好人政府的学术基点有指责。但是，事后仔细琢磨，改革开放前不论，改革开放后，政府还是做对了不少事情。不过，最近十几年，改革方面貌似少有作为，甚至停滞不前，不能不说深有遗憾，特别是政府与民争利，愈演愈烈，缺乏有力的约束监督。与此同时，举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权贵，疯狂损公肥私，腐败严重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