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浪网友青山耕夫撰文介绍，生命以负熵为食，也即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所提出的：生命赖负熵为生。熵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对一孤立系统的无序程度的描述。一个系统越是无序，越是混乱，熵就越大，即熵代表的是混乱度。反之，一个有序的系统或向有序化发展的系统，人们就用负熵来表达，负熵代表的是有序。所以生命赖负熵为生，就是生命以序为生，生命以序为食。生命以负熵为食，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是生物信息学一个重要观点。即生命依靠从外部环境摄取负熵维持和发展。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生命是远离热力学平衡的，它从环境摄入高级形态的能量，将低级形态的能量排给环境，实际像从环境摄取负熵的能量转换器。即生命的维持和发展是以造成环境的熵增加为代价的。生命中物质和能量代谢的实质，是通过交换从环境摄取负熵。耗散结构理论把宏观系统区分为三种：1、与外界既无能量交换又无物质交换的孤立系统；2、与外界有能量交换但无物质交换的封闭系统；3、与外界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的开放系统。孤立系统永远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有序状态，其发展的趋势是“平衡无序态”；封闭系统在温度充分低时，可以形成“稳定有序的平衡结构”；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并存在“负熵流”时，可能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是在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自组织结构，由于存在非线性的正反馈相互作用，能够使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产生协调动作和相干效应，使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生命体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它只有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因而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具有最为复杂而精密的有序化构造和严谨协调的有序化功能。所有生命系统的生长过程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都是有序化的不断增长过程。对前述三种系统，可以以个人、国家为例来说明：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人，难于建立高度有序的生命形态；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也无法建立高度有序的国家形态。孤立封闭的国家，必定走向混乱。只有开放的国家，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取“负熵”，才能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人类历史上那些曾经强大、文明的国家，一定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国度。

       林毅夫先生在《“三个自信”离不开理论创新》一文中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相对于苏联、东欧的转型导致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们的成绩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道路靠制度来保证，我们的制度和当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但是，国内有一些人忽视了上述成绩，只看到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偏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理论自信。目前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双轨制经济是靠不住的。受此理论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改革所致，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存疑。事实上，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进而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以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其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危机不断。二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而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新理论。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增强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学过的知识没有用不上的，还好我苗实早年在宝文理物理系就读的时候，选修过刘宗修教授的《耗散结构概论》课程。封闭没有发展，平衡也没有发展，这是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结论。十九世纪的平衡态热力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只会自发地发生熵增，自发地走向崩溃瓦解。换言之，开放和非平衡是系统发展的必要前提。普利高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并建立起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有一个简洁的基本公式：dS=deS+diS。按照普利高津的意思，它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论它是物理、化学的，还是生物学、生态学的，乃至是社会、经济或精神的），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即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耗散，从而就可能自发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形成具有一定组织和秩序的动态结构。这里强调的是，通过交换和耗散，只要从环境引入的负熵(deS)大于系统的自发的熵增(diS〉0)，系统整体上就可以实现熵的减少（dS=deS+diS〈0），当系统进入非平衡态，其中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得以表现出来，就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在传统的思维中，涨落仅仅被看作某种不利于系统稳定存在的因素，只被看作干扰、破坏性因素，是人们不希望的、讨厌的东西。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发现是，涨落可以是系统的创新之源，涨落也可以是系统发展的建设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当一定的涨落得到系统整体的响应时，小的涨落就被放大成为引起系统整体进入新的有序态的巨涨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复杂系统，从存在到生成、从混沌之中涌现有序，是不可逆的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我们置身于一个既非全然确定无疑的世界，也非置身于一个全然变化无常的世界，而是置身于一个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系统的发展中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可见，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关键是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耗散结构理论指出，首先，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是有序化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要引入促进有序的负熵流，防止形成混乱的正熵流。其次，远离平衡的系统才能发展，要使一个社会达到稳定的有序状态，必须打破僵死的平衡，打破无序。第三，社会系统内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干作用，社会系统中各要素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依赖关系，而是既存在着正反馈的倍增效应，又存在着限制增长的负反馈的饱和效应。这样的反馈是非线性的，因此形成了非线性相干的协同促进作用。第四，社会系统在临界点附近的涨落可能导致突变。在临界点附近，一些微不足道的偏差将会导致整个系统完全不同的发展前途。必须认真研究临界点附近的涨落，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系统转化的时机和方向。普利高津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耗费了近20年心血，即从1947年到1967年，最后终于得到了‘耗散结构’的概念。”基于对耗散结构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我苗实下来谈四点不成熟的看法。A，从开放的角度讲，正因为中国三十多年前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个最大的新政策，国门得以大开，国外先进国家的制度，资本，技术，管理，文化，还包括产品，等等，都进入中国，所以整个社会从国民经济的崩溃边缘逐渐回归到生机勃勃，甚至欣欣向荣的状态。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引入，在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强大思想武器后，对思想市场的引领，对社会大众的启蒙，对改革开放的推动，有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而且，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存在什么东方西方，经济学只有一个，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在开放条件下，这些负熵流的进入，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有序繁荣。甚至可以说，没有开放，中国不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也不会达到7000美元。如果把现代经济学不是当作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来看，而是当作西方的精神污染来看，那中国就极可能有重新关闭大门的危险，到了那个时候，封闭就是没有负熵流进入，中国势必又陷入混乱萧条的局面。说白了，把现代经济学视为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不开放的表现，与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内在要求严重不符，甚至背道而驰。我们看，林毅夫先生的态度，在上面的文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用再赘述。另外，改革开放新政策，不仅仅是请进来，而且还包括走出去，它们共同作用，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B，说到打破平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开发区，民营经济，抓大放小，分税制，银行商业化，加入世贸等等，都是如此，一波又一波，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不断扩大。我们看，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只打破技术平衡，不打破制度平衡，甚至不打破文化平衡，明显有局限性，也与改革开放的真实历程有距离。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既是制度性框架，又是现代商业文化，引入中国以后，我们才取得了改革开放之巨大成就，尽管在中国，目前还是半拉子市场经济。补充一点，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打破平衡，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出现和兴起，改变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僵化落后局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市场经济人才，包括思想活跃的经济学家群体。更进一步讲，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啻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乃至改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极为深刻而广泛。C，非线性相干的协同促进作用，譬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支持繁荣了城市，接着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还多样化，促进了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农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增加，又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正反馈，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壮大。我们再看，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引入发展，培养了大批市场经济人才，进入企业政府效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进步，接着对市场经济人才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又得到深入推广，又是一个正反馈，同样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壮大。试问，我们改革开放，搞得就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怎么又能把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现代经济学当作西方精神污染呢？如果真的当作西方精神污染，那这就会形成负反馈，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等。说白了，现代经济学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本来就属于我们，与我们同在。更进一步讲，把现代经济学当作西方精神污染，就是挖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墙脚，是自毁长城，万万要不得。D，社会系统在临界点附近的涨落可能导致突变，譬如改革开放初，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现代经济学的引入推广，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武装起来了，他们到处讲解宣传市场经济，不仅仅影响民众，而且影响决策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可小看现代经济学，它就如同国民经济的秤砣，秤砣虽小压千斤，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初期，对现代经济学认识有偏差，可以理解。如果三十年后，到现在，还在说现代经济学的坏话，那就只能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了，其罪虽不当诛，但是也难逃混淆视听以捣乱思想市场的重大嫌疑。再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又是一次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高潮。当然，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推动也很大，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