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成为经济学家，为众多网友们所问及。我苗实认为，功到自然成，或上名校拜名师，或自学成才，或实践出真知，等等，不一而足。说实话，我苗实自学成才的成分更多一些，体会自然也稍显深广，那么就多唠叨几句。自学成才，不是没有老师，而是老师在没有亲自指导的情况下起到了老师的作用。然后，动真心思，下苦功夫，循序渐进，长期积淀，最终成为经济学家。譬如，我苗实从1997年到2013年，一直在自学经济学。在这个艰苦过程中，自始至终把四老四少诸位老师当作了自己的学习榜样，经常去书店买他们的书，然后精研细读，逐渐形成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经济观点。虽然我苗实没有直接接触过他们，但中国有私淑的传统，所以他们毫无疑问是我苗实的老师。而且，这确实是我苗实的真实经历。佛教微博讲了一段话，非常有趣：一个人路过海滩，看见一尊被人丢弃的佛像，他很恭敬地把佛像供在一个石头上，他因此成就了。第二个人看到佛像放在石头上，怕被雨水淋湿，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罩在佛像上，他也成就了。第三个人看到佛像被鞋子罩着，觉得是不恭敬佛，赶紧把鞋拿下扔了，他也因此而成就。学佛发心，修行修心。

       如果仔细讲，自学成才离不开三点，那就是：第一，毅力大；第二，智慧深；第三，方向明。也就是说，一般的毅力还不够，必须是大毅力才行。毕竟，长期磨砺，需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要达到智慧深，就要比别人多读书，这个多，不是一般的多。毕竟，专注读书的时间越长，才能多读书，才能晓得真谛。至于方向明，读书也罢，调查也罢，必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能漫无目的，游山逛景。除了这三点，还有三点相当重要，那就是：第一，信不信？第二，敢不敢？第三，能不能？也就是说，做事情，要有所造就，不能没有信念，不能没有胆识，不能没有实力。信念，就是坚信自己可以成就，而不是一遇到困难或挫折，就没有信心了；胆识，就是有这个胆量和识见去做好这件事，不怕障碍多，不畏诱惑多；实力，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自己一定行，有足够能力和准备去做成这件事。另外，还要经得起批评，经得起打击，经得起干扰。遇到批评，要抱以学习研究的态度，取长补短，汲取营养；遇到打击，要冷静沉稳，于艰险中自强自立；遇到干扰，要善于躲避或化解，把危害降到最低。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大道理，不一定对，更不可能适合每一个人，请明眼人有利则取，不利则废。

       下面是一些补充资料，是有关两位在经济学上自学成才的大家，一个是薛暮桥先生，另一个是马洪先生，他们都是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可以说，他们的自学成才对我苗实启发很大）：

1.薛暮桥的秘书、学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飞瀑涤俗尘偷闲理经纶――薛暮桥同志二三事》为题进行了回忆：“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师。”

2.据吴宏伦和夏明星的《薛暮桥：从旧中国“牢监大学”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一文记载，多年来，薛暮桥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笙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笙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这影响了薛暮桥一生。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薛暮桥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薛暮桥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薛家有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但薛暮桥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自己的成名力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正因为如此，解放后已经身居高职的薛暮桥始终对陈翰笙这位恩师礼遇有加：凡是与陈翰笙一起开会时，薛暮桥绝不会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笙坐中央，发言时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3.魏加宁追忆马洪同志时说，最初引起我在众多经济学家中特别注意到马洪这个名字，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还在上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殷教授。闲聊中殷教授告诉我说，他这次回国来已经去了许多书店，一直在寻找由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一书，可总也找不到。作为学国民经济专业的学生、又经常去逛书店的我，自然已经有了这本书，所以我就十分爽快地告诉殷教授，我可以把我手中的这本书先送给他，然后我再慢慢到书店去找，反正我在国内，有的是时间来寻找。殷教授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一边连连道谢，一边告诉我说，“在国外，人们都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用数字说话的经济类著作。”将书送给殷教授以后我开始后悔了，因为我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大书店却再也找不到这本书了，原来它早就脱销了。直到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才因工作之便从该书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本样书，总算了以心愿。再后来，在我当上了孙尚清同志的秘书以后才从孙老师的口中了解到这部书的写作背景。原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经济专家和学者，共分成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结构研究小组、技术引进研究小组和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等四个调查组，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调研。马洪同志是经济结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调研工作完成以后，马洪同志便和孙尚清同志一起将此次调研成果中能够公开的部分编辑出版了这本书。难怪此书一上市便脱销，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经济类畅销书。1983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马洪同志是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我虽然与马洪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因为工作关系，他当时领导的一些重大课题大都有孙尚清同志参加，所以有关的研究成果我总是能够先睹为快。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2000年中国》和《新技术革命》两个重大课题。这些后来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政策咨询的角度来看，至今仍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地方。后来，在祝贺马洪同志80岁生日的学术纪念会上，当我了解到马洪同志原来是自学成才的，根本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时，我对马老更是肃然起敬。

4.李榕《向组织交心——二舅的故事》：二舅（即王笃）曾对我回忆说，他一直觉得不解，那时一个普通教师去国家机关报到，都是自己扛着行李卷乘公共汽车。可是那次却通知他，经委有小汽车来接。二舅感到有点不解。随车来了一个同志，帮二舅把行李搬上车，径直开往位于三里河的经委办公地。二舅以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是和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但车到了经委，那位同志却把他引到一处挺讲究的套间，寝具办公桌俱全，地板煞亮。二舅顿时对这么优渥的待遇有些摸不着头脑。带他来的同志却说，这是领导给你安排的住处。二舅在经委的政策研究室开始为领导做政策研究。直接的顶头上司是马洪先生。马洪先生布置给二舅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二舅帮马先生修改薄一波准备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稿《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篇发言稿是马洪先生起草的，这么重要的发言稿竟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帮助修改。这事就是放在今天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马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老革命。参加革命后名牛黄，到延安后陈云为其改名马洪（我发现陈云改的名字很有趣，牛马相对，黄红（洪）相对）。马洪曾在东北局工作，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毛泽东语）。高岗被毛泽东扳倒之后，马洪受株连，被发配到北京的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同是山西老乡的薄一波，很了解马洪的才干。马洪自学成才，是共产党自己的经济学家。薄一波向周恩来提出把马洪要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发挥他的专长。马洪先生在共产党内几起几落，经历了复杂的党内斗争。在马洪先生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80年代中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的议长前，特意与一同参与会见的马洪先生单独谈话，对他说，你我都是几上几下。从80年代初起，马洪先生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