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的史正富先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当然，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辉煌的背后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而只能诉诸政府行政改革。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作为有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它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从而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贡献出中国智慧。有了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稳、走好！

    我认为，史先生有说这种话的权利。但是，没有突破时代的局限，落入了中国模式论的窠臼。而且，大有附和之嫌。殊不知，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是不走寻常路，标新立异，大搞计划经济，结果民贫国弱，元气大伤。如此教训，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下，中国刚刚小有起色，又不思进取，想另起炉灶，简直是痴心妄想。如果是个人或企业不走寻常路，标新立异，我或许有所支持。但是，作为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我坚决反对。说白了，这是合成推理谬误，不可不深察。或者说，我不支持选择性转型，主张全方位转型。而且，选择性转型是中国模式论的变种，换汤不换药。更进一步讲，如果迷信中国模式，就会沦为权贵市场经济，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激化。我可以断言，中国模式形成之日，便是转型陷阱，进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怎么办？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全方位改革，别无他路。毫不讳言，这位史先生同林毅夫先生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模式论者，明摆着政府干预是中国的制度劣势，而在他们眼中却成了制度优势，这纯粹是在误导改革，乱做中国梦，该醒醒了。

末了，我特别要强调已故杨小凯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彻彻底底本本分分做一个好学生，老老实实虔虔诚诚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而且，我认为中国只有谦虚谨慎，坚持做好学生，才能成长为有竞争力的正常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资格实现现代化，进而民族复兴。否则，夜郎自大，骄傲自满，沉迷于所谓的中国奇迹中不能自拔，势必导致改革开放的大好基业中途夭折，中国崛起的大好机遇被葬送，老百姓的大好期待成为泡影。中国有句古训，谦受益，满招损。也就是说，中国做一个好学生，坚持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就是谦。而鼓吹中国奇迹，进而图谋中国模式，就是满。在周易谦卦中，讲到“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意思是说，“君子”奉行“谦”道，就可以“用涉大川”，有很美好的前途和成就。接着，又讲到“象日：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意思就是说，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来看待，不要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如果骄傲自满，不严格约束自己，这样迟早要栽大跟头的。所以，究竟是以谦为荣，以满为耻，还是以满为荣，以谦为耻，何去何从，有正常智商的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的正确抉择，毋庸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