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这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了5年时间，GDP增速下降幅度约40%。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今年三季度GDP增幅达到6.9%，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不断创出新低。也就是说，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英期间表示，中国经济年均超10%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

现今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以及经济从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等。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中等收入国家不再能单纯复制高收入国家当年的成功经验，必须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创新能力，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走弯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最新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12,879.8美元。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确实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帕金斯说。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诸多原因。从供给方面看，之所以增长放缓，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正在放缓，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要想GDP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前几年，由于对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的需求旺盛，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然而，在目前和未来数年，投资在GDP占比过高带来的将是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帕金斯预计，在2006年至2025年的20年时间里，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略微下降，增加的资本投资产生的效率将大不如前。而这意味着，要保持GDP增速在9%左右，未来10到20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必须在3.6%至4.9%之间。然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全要素增长率要比这一水平低得多，目前在1%左右。

如果将总体劳动力开始下降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加上投资占比不再上升，GDP增速要维持6%左右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达到2.1%的水平。帕金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预期，而是要表明，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必须要保持较高的生产率水平。

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帕金斯预计，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增速可能维持在5%-6%的水平，如果未来几年内政府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增速也许会更高一些。

变局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

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李佐军认为，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

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变局三：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观里，只要在繁华地带有个场地，随便开个衣服店，书店，也许你就能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就像书店一样，靠关系和地域优势，打造了一个辉煌的企业。

传统企业垄断着地域优势，就垄断着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对供应商来说，我的渠道销量最大，你不和我合作，你就损失很多用户，对于用户来说，卖书的就在最繁华的地段，有很大的位置优势，没有其他竞争对手，所以只有去特定地段购买。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域优势将越来越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倍增，移动端购物将成为主流，手机就像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用户不用花费高额的外出成本和时间，就可以完成购物需求。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这群人受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影响，消费观念和需求是比较弱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消费人群逐渐老龄化，而80后，90后，00后正处于消费的增长期，一方面要得益于当今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这三代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同时得益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三代人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80后，90后，00后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70后的消费需求逐渐变的边缘化。

而传统企业的消费观念和管理体制，还有产品观念都是非常陈旧的，比如过去的时代对产品的追求是“有”就可能满足了市场，“卖出”就代表着产品已经销售，“听话”就是管理等观念等这些观念还在传统企业里占据着主要地位。

因为传统企业的管理者大多是50后~70后，他们无法接受当今80后，90后，00后这些消费人群的观念，产品也无法契合他们的审美，而新兴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产品，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所以必将赢得市场。

所以说，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变局四：城镇主导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

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只进城务工，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171%；但如果农民进城务工并且成为市民，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214%。

初步测算表明，1.3-1.5亿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到2020年有望释放至少5万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

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去年12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和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胡焕庸线是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文章中首次提出的“黑河(爱珲)-腾冲线”，这条线以东居住的人口多，以西居住的人口少。

根据2000年“五普”资料，利用ArcGIS进行的精确计算表明，按胡焕庸线计算，东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3.8%，人口占94.1%，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85人；西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56.2%，人口占5.9%，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总人口之比仍为94∶6，基本特征仍然维持。

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变局五：“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深刻，影响长远。那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

在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外界形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保持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个速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伴随着“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进入了新的30年，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速度在放缓，我们不得不接受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的现实。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今年8月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指出，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换句话说，同样一件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中国则需要0.96美元。

该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因为人力成本从2004年的4.35美元时薪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

“2008年到现在，工人工资最少翻了一倍。”乐建波告诉记者，在他的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的月薪为500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月薪3000元起。

在东莞拥有一家LED设备公司的王鑫也表示，2008年至今，设备类技术工的月薪已经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涨幅达到了一倍。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中国是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起来，好多指标都在世界各国100位以后，不比日本好不了哪去。

“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年高增长，猛然一看，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资源该采的采光了，该用的全用光了。

举个例子，辽宁是产煤大省，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已经缺口70%多了。

第四，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原来没有环保法的时候，企业随便排放，没有多少约束。而且过去招商引资门槛比较低，按照“欧标”、“美标”不能生产的项目，我们可以引进来生产。现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矿山、小煤窑，再随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一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贵”，因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二是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提高，成本自然就会提升。

来源：商业见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