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标题，你也许会觉得很吃惊。但前几天，一部有关工作雾霾和环保问题的纪录片，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微信圈里被爆破般地刷屏，同时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上也掀起轩然大波。


    仔细辨析舆论场上的分歧就会发现，其中相当部分的纷争并不在于纪录片本身，而在于拍摄纪录片的人及其私事。比如拍摄者去美国生女，比如拍摄者抽烟的习惯或所开的车的排放量等，甚至有人质疑其拍摄所需资金的来源等等。


    虽然对一个公众人物而言，人和事并不能完全分开，但上面这样的讨论，无疑是抽离了问题的本质，而仅仅关注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还是令人感到不但讨论已偏离了方向，同时其水准也大大打了折扣。


    其实，这样的偏离方向和水准大打折扣的事情，在中国今天的公共讨论中可谓屡见不鲜。无论是前几年的“方寒大战”，还是其他许多类似的事例中，人们都可发现，“剥离情绪，直达核心”的理性讨论问题的方式，听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今天中国的土壤上，却又几乎会落为一个奢望。


    我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有公共讨论吗？有公共讨论文化吗？有健康的公共讨论文化吗？这三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只是字数的差别，其实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有公共讨论吗？答案是既有也没有。所谓有，是指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的讨论可谓异常热烈，而且公共事件的话题性，无论是自发的还是炒作的，也都十分活跃。但这些讨论却大都犯下上面指出的毛病。
    第二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有共同讨论文化吗？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所谓的公共讨论文化，是指每个公民，或至少大多数公民习惯于将自己困惑的问题提到公共讨论的平台上，或愿意参加公共讨论。今天的中国，至少大多数公民还没有这个习惯。
    第三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有健康的公共讨论文化吗？答案更为明确：完全没有。所谓健康的公共讨论文化，是指绝大多数公众不但习惯于参加公共讨论，而且还能以理性的态度和相对成熟的风格参与讨论。显然，今天的中国距离这一步还太遥远。


    如果大多数公众都能以理性的态度和风格参与公共讨论，公共讨论的水准也就大大提高；届时，人们也许可以为了观点而针锋相对，但却会为对手的风范和水准而折服，至少会表示欣赏。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争，理性之辩”。这样的讨论进行得多了，公众的思维水准自然就提高了；而一个社会绝大多数公众的思维水准都提高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吗？
    
    【重视公共讨论的多元性和思辨性】


    因此，归根结底是一个公共讨论的方式问题。公共讨论的开启是一个问题，而公共讨论的方式则又是另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上升，公共空间已经出现，但健康的公共讨论氛围却尚未形成。
而社会大众若长期游离于公共讨论的氛围之外，或根本就没有公共讨论的雨露来滋润自己的心灵，训练自己的思维，那么迷茫的大众将可能向着“盲民”乃至“暴民”的方向发展。这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社会大众，只要是参与公共讨论，都应有一些共同的标准。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的态度和成熟的风格之外，作为一场成熟的公共讨论，至少还须具有以下两个元素：一、多元性；二、思辨性。


    二十多年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中国同学聚会的时候，最惯常做的事情就是在一起打扑克，而极少在一起讨论问题。即便是坐在一起聊天，许多人也大都是聊一些身边的家长里短，而极少就一些社会问题展开深度的探讨。


    如果说，这还是一批当时中国的青年精英，那么同时让我们看看同时代的德国青年精英，他们聚在一起时都在干什么。他们很少打扑克，或者根本就不会打扑克；时至今日，他们也不会唱卡拉OK，或者说他们的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卡拉OK这么一种娱乐和消遣。相反，夜幕降临后，他们也许会花点时间到剧院欣赏一出歌剧，或者到某一个会所去听一场文学演讲；朋友聚会，经常就是一杯酒或饮料，然后便海阔天空，而且经常是一些与自己身边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就算是那些中产家庭的主妇，也常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坐在一起，聊聊家常，继而聊聊与家常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事物。
    
    当然，这里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的成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折射。但有一点却似乎又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没有直接关系，那就是，我们确实没有谈话的习惯或文化。也许下面的说话会有一点夸张：我们总担心我们聚在一起无话可说，因此总要找一点娱乐的内容出来，比如唱歌或打扑克，这样大家聚在一起才不会显得无聊。
另外，看看华人世界的一些公司聚会我们大概也可有所启发，每当公司的年度聚会，总要通过抽奖活动才能吸引大家参加，或留在现场直到最后。如果没有抽奖作为吸引，甚至就连公司的活动都搞不下去，更何谈其他公共讨论？
    
    至于华人世界电视台的节目设计，那就更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了。华人世界电视台似乎至今还没有一档超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因为超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对绝大多数华人观众来说显然太长，也太无聊了，不少人可能因此而会打瞌睡，或直接就把电视机给关了。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员为了留住观众，就需要煞费苦心地在节目中放置很多电视元素，比如好看的垫底片，又比如好听的音乐，甚至要把一档半个小时的节目切成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分别有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的观众似乎很难半个小时集中精神于一个主题。


    电视节目凡是经过这么一番设计，后面的潜台词似乎就是：我们的观众都是一群具有儿童情商的人，因为只有好看的片子和好听的音乐才能留住他们，才能吸引他们去听一场谈话节目，或只有将一个主题切成几个板块才能留住观众
    
    然而，在欧洲、美国或日本，超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是再正常不过的节目，而且收视率最高的往往就是一连几个小时的谈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德国《明镜》周刊前总编辑艾利希·伯默（Erich Boemer）主持的《Talk im Turm》节目，每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播出，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五六个嘉宾，就当前的重大新闻事件发表意见，没有任何电视元素，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清谈节目，但收视率却在全德国稳居榜首。日本前电视谈话主持人田原总一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主持《讨论到天亮》节目，凌晨一点半到直播四点半，八个到十个嘉宾，也是没有任何电视元素，但收视率稳居5%。除了话题和主持人本身的魅力外，德国和日本国民对于谈话节目的浓厚兴趣，以及在这背后的长于思考和思辨的特征，恐怕是主要原因。


    正如孤独有时是产生思想的前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要担心有时可能会过于无聊，也不要总想着用无休止的娱乐活动把可能导致我们无聊的时间填满。对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来说，无聊有时是创造力成长的必由之路，一个任何时间都被填满的儿童，其创造力也往往被扼杀殆尽了。其间的道理十分值得玩味。儿童如此，成年人同样如此。


    留一点时间给谈话，也许你会发现，你从中获得的收益和乐趣远超过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娱乐项目填满。如果你能试图在谈话中讨论一些问题，那么你的谈话质量无疑又提高了一步。再下一步，如果你的讨论不是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是逐渐进入事物背后的深层，那么你就比较容易摆脱个人情绪，而专注于探讨事物的深层逻辑。


    这样的讨论，无疑是对思维能力的极好的训练。这样的谈话进行得多了，你也许会发现，你的个人素质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你会发现，你的视角不再那么单一，而是开始习惯于多种视角和思维；你不再停留在情绪化的表层，而是开始深入到事物的深层，并发现其中有需要深入探讨，而绝非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能打发的种种复杂元素。当你发现自己的这些变化时，你又会发现，你开始变得冷静了，甚至变得深刻了。这一切折射到你的行为上，那就是：你不再容易那么简单化地为一件事情下结论，你也不再那么情绪化地一味指责对方，而是时常会陷入沉思。
    
    如果当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们，或至少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们，都慢慢学会、养成了这样一种谈话、讨论和思考的习惯，那么我们的公共讨论也就有了开启的契机和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