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个甲子之前，在朝鲜战场上，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曾经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步枪打飞机”运动。虽说实战效果有限，但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是令人赞叹的，而且在为中朝军队取得对装备优势之敌的心理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这么一句话，“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尽管志愿军的“步枪打飞机”未必是悲剧——在“步枪打飞机”运动之前，志愿军战士关崇贵就曾用14发子弹击落过敌机，并由此掀开了“步枪打飞机”的序幕，然而毫无疑问地，发生在2011年6月的一个周末的韩国海军陆战队员“步枪打飞机”的“英勇”只能算是不折不扣的闹剧。
    需要说明的是，关崇贵的武器是机枪，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装备，但比韩军目前使用的K2步枪杀伤力还是要显著得多的；另外，志愿军副班长击落的飞机被普遍认为是一架螺旋桨飞机，可能是P51，至多也不过是一架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如F80，而韩军士兵枪击的是一架空客321民航班机，正处于正常下降阶段。虽然都是轻武器对航空器的射击，但二者在技术上和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所折射出的军人素质更加不能相提并论。
    对于韩军士兵犯下的这起非常严重的威胁民用航空器安全的行为，韩国方面辩护说，“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并称“机组和乘客甚至没有发觉”。这一辩解恰恰戳穿了韩方关于士兵是在进行“示警射击”的谎言。作为常识，在地面上用步枪对空射击，根本不可能被大型民用航空器发现，示警另有办法，正常得多的方式是通过机场塔台，何须浪费步枪子弹？
    既然谈不上示警，那就意味着在射击过程中，两名哨兵的目的就是击落或击伤飞机，没有造成伤害，只是一个既遂或未遂的问题，和韩国士兵在射击过程中的主观故意程度无关。而恰恰是这个主观故意程度，暴露出了韩军当下存在的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士兵的心理素质问题，见到无法用肉眼判定国籍和性质的飞机，就立即推断为来自北方的军用飞机，马上以手中的轻武器进行攻击，反应速度之快固然咋舌，但反应之不适当恰好说明这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因为恐慌。平时已经风声鹤唳到如此程度，如何能在战时准确执行命令？
    二是军事素养问题。士兵应该知道，对于大型的现代军用飞机，步枪根本构不成什么损害。士兵更应该知道在发现敌情的时候，作为哨兵，第一责任是向上级报告。而韩军士兵选却选择了开火射击，五到十分钟以后才想起来报告。还好这两位手中有的只是步枪，如果他们是导弹操作手，OZ324航班会不会成为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KAL007航班的再版？想想都让人一身冷汗。
    就此而言，所谓“没有实质损害”，只是韩军的自我安慰罢了。试问枪击事件后，韩国还能为自己的两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安全夸下海口吗？“各位乘客，马上就要抵达仁川机场了，为了表达对您的欢迎，韩国国军将鸣枪致意”，听到这段话，是该哭还是该笑？或者该去祷告？所谓“乘客没有发觉”更不应该成为减轻韩国军队责任的遁词，为了挽回韩国的民用航空信誉，韩军和韩国政府必须给那架OZ324航班的所有乘客一个真诚的交代。
    这还只是事件的直接后果而已，而所引起的间接后果则可能更加严重。一次枪击事件，彻底暴露出当下的大韩民国国军“光说不练”的实质，而问题的暴露甚至比问题本身还要严重。K-9火炮，“世宗大王”，各种亮晶晶的武器装备都遮掩不了这两名士兵身上折射出的训练和心理问题，而兵战凶危，士气的作用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神经紧张到了这种地步的军队，朝鲜人民军还有什么必要担心呢?
    但是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这两名韩军的士兵。造成士兵心理素质低下训练水平瓠劣的根源既在于一段时间以来李明博政府在朝韩关系上咄咄逼人的政策，也在于韩军的体制根本承担不了韩国对朝政策可能导致的逻辑后果。
    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平岛炮击事件以后，韩国政府在国内大肆进行军事动员，煽动反朝情绪。文攻武卫渲染紧张气氛，或许对于李明博政府在国内凝聚人气是有帮助的，但空前紧张的战争气氛所产生的所有心理压力都加在了韩军士兵的身上。
    而韩军士兵多数都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的职业军人。在一个执行是普遍兵役制的国家，每一个男青年都需要服兵役，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之后，就要到包括出事的岛屿执行任务。如此少的军事训练和如此大的军事压力，最终演化出了韩军士兵枪击民航班机的“乌龙”事件。
    对于李明博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认识到一味强硬已经在国内引起了回火效应，民众特别是普通士兵的紧张情绪迫切需要疏导。而这种疏导只能是对朝调整政策，否则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枪击闹剧不会再走完一个历史的循环后又变成真正的悲剧。试想一下，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韩军士兵真的枪击了朝鲜民用航空器，由此引发的后果及历史责任，李明博能够承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