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生常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衰落论”，到有点“新意”的“中国拖累论”“中国世纪元年”，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总是备受关注。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看来，不管国际社会如何议论，“中国学界要自信，要敢为天下先，这样做，人家也会更尊重你”。这家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为研究重点的智库去年底由复旦大学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组建。近日，张维为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西方最终会意识到，中国模式中的战略规划能力、执行能力、纠错能力等对西方解决今天自身许多问题都是富有启迪的。

有两种人不认同“中国模式”

环球时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的核心研究团队是一批志同道合、研究能力强、有丰富海外生活经历并真正认同“中国道路”的学人。大家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公认的成绩。现在走到一起，成立这个研究院，力争把重点研究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提高到更新的水平。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背后其实都是中国模式，比方说，“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是“互联互通”，是“要致富，先修路”，是“战略规划”和“战略规划对接”，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世界上多数国家其实是没有战略规划的，或者即使有某种规划，也难以一以贯之地执行，换个党执政，前期的规划可能就泡汤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不少国家就开始学习我们的模式，开始搞规划，甚至开始不同党派的协商。

环球时报：您原来主持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为什么当时名字不是“中国模式研究中心”？

张维为：“中国发展模式”主要指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中国模式”涵盖的范围更广，它可以指“中国发展模式”，也可以包括其他内容，如“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商业模式”等。究竟谁最早提出“中国模式”，还需要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我有幸给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做过很多次翻译，本人就多次提到过“中国模式”，《文选》里对此有多次记载，如1988年5月18日，他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就说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现在不少文章说，“中国模式”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谈“北京共识”时提出来的，这是非常不严谨的。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国内主要是两种人不认同它。一种是觉得“模式”就等于“样板”和“要别人照搬”的意思。实际上，“模式”这个词确实有样板这一层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一整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我们改革开放当中，“模式”这个概念用得很多，如“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浦东模式”等，就是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另一种反对声音是源于缺乏道路自信，在他们眼里，怎么可能有中国模式，只能有西方模式。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争取接近西方模式，这对于我们这些在西方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学者来说，实在是贻笑大方。西方模式下，过去20多年，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中多数人(包括美国人)的实际收入这么多年都没增加，甚至减少，这种模式怎么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

环球时报：国际上也有“韩国模式”“波兰模式”等说法，据您了解，国外有研究这些“模式”的智库吗？

张维为：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他国家有也好，没有也好，与我们关系不大，中国学界要自信，要敢为天下先，这样做，人家会更尊重你。另外，美国可能没有以“美国模式”命名的智库，但实际上，谁都知道美国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推销“美国模式”。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今天你会发现，中国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中国发展模式。

环球时报：有些外国学者似乎不愿谈中国模式的问题。您认为，该如何谈“中国模式”才容易让外界接受？

张维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2006年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中国模式的魅力”文章，总体得到的反应也比较积极。这可能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对非这个领域的专家，也许不一定用“中国模式”而用其他概念，如中国的一整套做法，中国的一整套思路，他们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