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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影响收入分配结构

在传统的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社会，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机会。在铁路、汽车、飞机、电话出现之前，各村、各镇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那时没有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集团公司，任何规模化的家电日用品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实现。

人工运货的距离也许可达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难以支撑；即使马车和驴车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有限容量和高额成本还是极大限制了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的扩张。

因此，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各办一家杂货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办得太大，张家镇和李家镇甚至还可容纳多家杂货店。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每家杂货店规模都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所需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

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对于任何良序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离谱的重要前提。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产者有恒心，稳定会是他们自然偏好。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以前开饭馆、开理发店或者种田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创业机会”总体比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没有现在大。当年的地主也许真的富有，但没有几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几千倍、乃至几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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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变迁，商业和餐饮业也在经历公司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规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方便地买到物品，消费者和创业者双赢。

规模化零售也给社会带来挑战，它们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从生产厂商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往各地，由于它们采购量很大，掌握进货的定价权，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进而能大打价格战。

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的规模小，它们进货没有砍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厂商给的价格。所以，规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极强竞争优势，夫妻杂货店很难生存。于是，今天人们做“小本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难以扩大。

餐饮行业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等连锁餐饮公司，因其规模优势，能把各类食物原料进货价压到最低，而夫妻餐饮店却不能。这势必造成传统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连锁餐饮公司取而代之。

还记得《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吗？不管是武大郎开的酒店还是饭馆，都会分别被连锁酒店和连锁餐饮取代，武大郎开店实实在在地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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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这些年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去夫妻店化”的洗礼，由一个个大公司取而代之。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阶层，让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更为严重的分化。

只是这种分化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或贪婪而来，而是企业家利用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了进货成本和改善了运营效率。

这样，他们比传统夫妻店更能给消费者优惠的价格、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商品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挤掉了众多夫妻店，扩大了社会财富差距，但这是“创造性破坏”，而且其背后并没有剥削，也不一定是贪婪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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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提升财富的数量级

股票市场改变了财富数量级。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的价，从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之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让公司能脱离创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经营下去，使公司的寿命没有明确的上限。

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有 2000 多亿美元，盖茨 20 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同样道理，李彦宏和马化腾都是 30 多岁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几代才能实现创业的果实，而是现在就能把公司的未来变现。

这说明，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而来。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才有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

对于由资本市场带来的这种财富差距幻觉，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因为过去和现今社会都有未来收入预期，只是一个没对这些定价，另一个对此进行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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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在哪里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在恶化，这是现实，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致背景。

恶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了基础，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赢者通吃”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延伸。这样，有能力的群体成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财富。

而规模化商业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将许多传统夫妻店挤出，让众多资产阶级加入工薪大军。

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往两个极端分化。但这些因素跟贪婪、剥削没关系，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去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去阻挡全球化。

各国政府可以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者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有体面生活的机会。激励上升通道、保障底层是上策。

除此之外，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是应对现代经济现实的良策。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个人层面更是如此，人力资本的价值高于任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