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者通吃”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似乎势不可挡,与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恶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处于财富顶峰的人,和社会赤贫阶层之间的收入距离,被拉大了上万倍。
那么,收入差距的扩大到底因何而致?
是像反自由贸易者所说的,是因为全球化?还是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推动者所指责的,是因为现代资本家的“道德沦丧”、“过度贪婪”?还是像国际媒体所指责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在本文中,我希望通过分析现代经济的特征,尤其是财富实现的手段,来证明如下结论:
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因为现代资本家比以前“道德沦丧”,不是因为现代企业家更加贪婪,而是现代技术和规模化商业模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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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业增大收入能力差距
农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这限制了农民创收空间。
不能因为这亩地种好了,下一亩地就可以少花劳动时间或肥料成本,每亩地所需要的劳动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独立的,这就使农业生产难有规模效应。
每人每天只有 24 小时,即使不睡觉不休息,农民的收入也难以逃脱产出跟投入间线性关系的约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几千年来没有农民靠种田种出亿万富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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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腾讯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在腾讯 QQ 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 100 万顶创收 100 万元。
基金管理行业也是如此。像对冲基金或者私人股权基金,可能整个公司只有 15 到 20 人,这个团队可以管理 2 亿美元,也可以管理 20 亿美元。因为一旦他们决定投一个公司的股票,投 10 万和投 1000 万美元对他们来说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时间完全一样。管理 2 亿和管理 20 亿的运营成本类似,但利润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的公司赚得很多,年收入几百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远远高于传统农业甚至手工业,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别的规模效应和金融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
金融交易的本质是其价值创造不完全取决于劳动时间,也不完全取决于成本的投入,而是取决于金融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包括他们所受的教育、积累的经验、组织能力、个人情商、个人诚信和人脉关系网络等。
新型产业、金融行业跟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差距,并非像大众媒体和政客们说的那样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或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现代产业具有全新的特征。
只要这些行业对各社会群体是开放的、机会是平等的,就不能因为张三有本事进去而你没相应人力资本进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预、多对他们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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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差距
姚明在退出职业篮球赛之前,平均每打一场球的收入是 25 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 5 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近 30 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对于习惯于劳动价值论的人来说,打一场篮球赛赚 25 万美元,怎么也难以从劳动时间和强度来解释。
可见,教科书里给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
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 70 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和消耗的能量力气应该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不会是数量级意义上的。
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 70 年前的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即使相对于同时期美国和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数, 70 年前篮球球星的每场球赛收入也不会是当时 5 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或 30 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
今天跟 70 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 70 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 200 美元一张,有 1 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 200 万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办方没有其他收入。
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在现场的观众打的,还不如说是给场外数量达到数亿人的美国与中国观众打的。这些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视频观看实况,也可以在比赛之后通过互联网下载观看。
这种因为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和体育打破了国界,带来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使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价值。
所以,姚明每场球赛的收入这么高,倒不是他比过去的球星多做了什么,而是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帮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资本增值,让他的劳动所能带来的价值大幅提升。
换言之,现代技术和全球化使“赢者通吃”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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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技术、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拓展了人生阅历,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马行空”、“日理万机”不再是抽象的夸张隐喻,而是我们每天的真实生活。
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许多其他后果,其中“赢者通吃”被不断延伸,先是地区内的“赢者通吃”,后是省市范围内的“赢者通吃”,再后是全国范围内的“赢者通吃”,现在是全球范围内的“赢者通吃”,与这一不断延伸的过程相伴的是赢者与非赢者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这是贪婪、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致,还是人类社会日益进步的必然副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否则我们就会对当今社会、经济做出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