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次革命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应该有效回应革命之前各种危机的挑战。辛亥革命因首义仓促，未能回应晚清社会的政治危机，之后的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直接借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依从中国的政治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找到了中国革命和政权建设中政党建设、武装力量与民主形式的制度连接。这种政治体制的关键要素，被概括为“三宝”。

　　【关键词】辛亥遗训；政权体制；权威正当性；三宝

　　辛亥革命在结果上最终归于失败，这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应是一个共识。孙中山先生在筹备和召开国民党“一大”期间，曾反复解说辛亥革命以及之后国民革命屡败屡战的教训[1]，则直接说：“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先贤们所说的“失败”，都是指辛亥首义成功之后，建设近现代民主国家的目的却远还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并没有一蹴而就地在政权更替中，完成民主国家的建设。如果按照哈罗德·J．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所阐述的“革命”的标准，成功的革命意味着创新的秩序与社会秩序整合{2}，那么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在辛亥首义之后，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历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传入[2]，而发生了重要转折。中国的先进人群，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归纳中国传统政制的文化精萃，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答了在中国建设新型民主国家的问题，这一解答被归纳为“三宝”{3}。它既包括了辛亥革命之殷鉴的启示，也回应了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教训。它分别指政治体制结构中的三个要素：权威核心、武装力量和民主形式。

　　一、核心权威的确立

　　中国古代政权的权威，通常被认为来自于“大道”。“大道”综括了天、地、人类社会，周而复始，四季循环地运行。政权的正当性表现为统治者以德配天命，从而获有天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权力聚散危机，就是权威正当性证明的危机；而建立新型的政治体制，实现传统领袖向现代化领袖的类型转移，是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法则{4}。按照这个法则，在一个时期内，中国人片面地总结了日本国制宪强国的经验，将“君权神授”转变为“人民认同”的权力机制，简单地理解为强力制宪，制宪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证明其权力正当性的救命神符。排满制宪、党人制宪、军阀制宪，1911年至1928年，宪法宪草多达十余部，甚至有曹锟这样的军阀，通过贿买贿选，也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以证明自身权威的正当性。但是这些政权都极为短祚，旋踵即寂灭，正当性及合法权威，始终未获得民众的认同。

　　在这些制宪实践中，中国先后尝试了参议院控权的内阁制，总统集权制，二元总统制等多种制度构建，但是这些体制的正当性从何而来，则成了统治者束手无策的困苦。与此相适应，科学技术的价值，从清末的物器层面而迅速上升到社会价值的本体层面，同时结合了中国固有的一元致思的思维模式，迅速地本土化、普遍化。原本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演变为判断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标准，使社会规范完全脱离开了序位评价，政治运行变化成为单一的军阀角逐。

　　皇帝、军阀首领、军阀集团，都不能成为正当权威的主体，那么由谁来获得核心权威的正当性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5}，“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6}。当然，这个“结论”在指导之伊始，还只是选择走向俄国革命道路，与政治权威获得正当性的探索，关系还并不明晰。随着中共三大做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决议{7}，中共参与到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制度建设之中，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指导，中国也展开了布尔什维克的党建工作，建立起革命组织中的先锋力量。

　　建党过程，首先在理论上，来自于列宁主义。列宁强调了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先进的工人政党”，党内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的纪律性，同时建设“工人民主制”。在政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强调了党的领导地位，“我们就是坚持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离开这个营地”{8}（当时苏维埃政权实际实行多党联合）。这些理论充分地体现了列宁主张构建先进的政党组织，来作为权威核心的思想。其次，党建工作的完善，在实践上又是纯粹的中国经验。中国自清末开党禁以来，各种政党频现奇观：有以门牌号码为党名称者，也有以党员人数为党之名称者（例如北京白石桥五十七人党）；所有的政党政纲相同，且没有组织原则和纪律，“党员无行”成为当时舆论批评议员的一大罪状{9}。这种情况，直至苏俄代表指导国民党改组之时，在国民党组织内，仍然十分严重：苏俄代表致信廖仲恺，直陈国民党的诸多弊端，如没有明确的党纲，没有完整的组织体系，从不展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党员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等等{10}之后的苏俄代表鲍罗廷，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并且建议：“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全国性的政党上。” {11}国民党一大通过接受苏俄顾问的指导，接受列宁的建党理论，在员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行动型政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进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显示了其获有正当性的广泛的感召力量。

　　中国在接受列宁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也接受苏俄顾问的指导，于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汲取了完善一个先进政党组织工作的有益经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理论上解决了民族革命的性质认识，立足国情制定党纲；组织上从基层组织建设开始，完成体系内动员的组织构建等各项建党问题。党在完成民族独立革命工作的同时，完成“彻底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资产阶级革命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以及党的宗旨体现于党的行动纲领，表达关心工农群众利益的价值取向等各项党建工作中，从建党伊始，就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用于指导革命行动的马列主义理论，则显示出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强大解释力，党内建设从党的三大到延安整风为止，则构建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四个服从”为纪律的组织规则体系，使中共在政权建设的制度架构中，处于核心力量和领导者的地位。

　　在立宪主义的宪法原理中，权威核心的正当性获得，是以制宪权为枢纽机制，以制宪程序为必要条件来完成的。但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证明，袁世凯制过宪，段祺瑞制过宪，晚清朝廷、国民党政权，都发动过制宪活动，完成过制宪程序，然而这些政权和控制制宪过程的政党，最终还是被人民摒弃了。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建设一个先进的政党（包括指导思想、阶级属性、价值取向、行动纲领和严密组织），领导工农民众为获取自身利益，而夺取和建设政权，才是政治集团获得正当性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基本方法和唯一路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社会主义宪制模式中的特征，直接回应了辛亥革命中，权威如何获得民众认同的正当性问题，也最终获得了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历史的充分证明。

　　二、统帅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亚其他诸国。早在夏商之际，就有所谓“专伐伯有”的礼制{1“}，授有专伐权的伯国，后因军事力量的壮大而伐有天下。商汤伐桀，周武伐纣，周公东征，莫不如此。此后，无论是募兵、府兵、世兵，还是八旗兵，武装力量的支持，通常并不以民众的政治认同为前提，军阀以独立的利益而支配国家{13}。在辛亥革命之际，武昌新军在革命党人的长期工作后，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随后，国内战争的结果就是“武人干政”，北洋系控制北京政权历十余年。孙中山联络会党，联系西南军阀，屡遭抛弃，深受重创。在“孙逸仙博士访问团”访苏之后，国民革命才找到了以党来领导军队的工作原则，而因参与领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故在建军之初，就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由革命的政党来统帅武装力量，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革命的形式是武装斗争还是非武装斗争的其他形式；武装力量是隶属于国家还是由政党领导；政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采取何种组织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非武装斗争的形式开始的。最初追逐立宪救国的斗争，采取了诏令变法的形式，即戊戌变法，随即被控制军权的保守势力所镇压；之后发生的立宪运动，则采取了请愿示威，群体表达宪法诉愿的形式，立宪运动也因清廷的禁令和追缉而消亡。在民国建立之后，民元年间制《天坛宪草》期间，和制《民国宪草》期间，即在一个具体的革命阶段之内创制宪法规范，通过合法斗争从根本上改变政权权力的归属，改变权力结构的努力，都因军警驱散、通令追缉等暴力强制的原因，而最终消弭。1905年，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从推动合法斗争的立场，转向武力排满{14}，而中国人在建党之初，则从列宁主义理论中，接受了武装革命的结论，后又参与国民党改组，推动武力北伐的进程。

　　决定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并不等于解决了武装斗争力量的统帅问题。对此，国民革命中的经验教训，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孙中山先生选择武力排满之后，为找不到革命的力量而痛苦。他历经了依靠帮会、依靠军阀和以主义领军的三个阶段，然而都失败了。其中陈炯明叛变，又给了他最为沉重的打击。

　　孙中山的多次失败，使得他深深感受到掌握独立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几经周折之后，他终于接受了广东省长朱庆澜离职时留下的20个营的亲军，交由陈炯明训练和指挥，寄望其成为从事三民主义革命的武装力量{15}。在这支军队的领导权掌控问题上，孙中山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发展粤军军士以上的军官军佐盟誓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亲自对粤军军佐演讲《军人精神教育》，力行“以主义领军”。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文武合流”{16}。然而，由于孙中山没有对旧军队进行根本的改造，粤军仍然是军阀体制，最终导致了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粤军炮轰观音山，突袭总统府，孙中山避难于中山舰，是孙中山一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

　　孙中山经历了巨大挫痛之后，反思国民党的失败，归结为三点，其中之一就是，“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17}。有鉴于此，他提出“以俄为师”，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点的“党军”体制，从“主义治军”走上了“以党领军”之路。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国民党建立了军队政工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以宣传为重，用三民主义统一官兵的思想；建立党代表制度，赋予各级党代表决策命令的副署权；在军队设立各个层级的党组织，有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指导员制度；特别重要的是在军队内部设立政治部，建立各级党部、支部和党小组的组织体系，组织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挥了政党的组织动员效能。这种政工组织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热情和积极性，激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中国的一些早期领导人，曾参与过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建设，并担任过重要的军政职务；同时，苏俄革命经验的传播，使人直接学习接受了以党领军的基本原则，并结合自身经验，取得了深刻的体悟。但即便如此，由独立建立和领导武装力量，是党的八七会议之后，才形成了党内共识；而党的政治领导权与军事指挥权在要求极高效率的军事斗争中，如何确定领导地位和职责，则是在红四军古田会议之后，才形成了确定的经验。对这个经验的归纳，在《＜人＞发刊词》中说，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同文中，还提到了党的建设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领导{18}，文义表明，“武装斗争”这一法宝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就这一问题的政治决断，即军队隶属于国家，还是由政党领导，在国民革命中曾有过沉痛的教训。当然，如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则需要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任务和社会革命意义的研讨，但仅就制宪特征的形成而言，制宪历史的经验归纳，已是一种政治体制中形成政治决断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民元初年军人干政，致使在宪法国家框架之内，军阀政治直接左右了整个政治格局，争纷起于伍人，解争止于征伐，给国家留下重大创痛。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军队与国家政权，通常不在同一个结构中。政权需要军队支持，而军队则可以改变政权。政权组织的国家性与军阀军队的私益性，自始至终存在着尖锐冲突。只有确立先进政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才能保障军队隶属于国家，这是辛亥历史的殷鉴所昭示的结论。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军遣散而军阀独存，是辛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如何依赖武装力量，是夺取政权的问题，也是建国之后常备军制的建设问题。从思想来源而论，列宁主义中关于国家建立常备军的思想，原本是鉴于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的教训而对马恩经典论述的发展。这个思想不仅包括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也包括了激励军队保持战斗力的政工制度。这一理论的指导作用，穿越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时期。我国建国之后的宪法对武装力量统率权问题，先后做出了两种不同的表述。“七五”和“七八”宪法，规定了人民解放军是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八二”宪法则在宪法序言中规定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原则，并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概括了国家政权的产生；另一方面，又规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纠正了宪法条文上“军党一元化”的不正常表述。但是在国家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国对军队的领导并没有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明确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当然包括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另一方面，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军队战斗力的必要保障，成为我国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在辛亥革命之初，原本是一个被忽视了的问题。辛亥革命中过分依赖督军的起义，依赖政治精英的说词，而忽视了民众的政治诉求。之后的国民革命，也主要是“上层动员”型，与中国民众的民主意愿相脱离。虽然“四七宪法”采取了选举制，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权利的理解，最终还是未向基层动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在建国之后设立的中国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极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很广泛的政治基础；对于反向观照辛亥革命的教训而言，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