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释迦牟尼——黑暗夜空的电光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较之野蛮的原始时代有了很大进步。这个时期生产力的相对发展，人们生活相对安定，人们的思维经过漫长的生活、劳动实践，磨练得更为发达。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压迫日趋严重，奴隶的反抗和斗争也相应的更趋激烈，以沉默、怠工、逃亡为主的消极反抗形式逐渐发展到起义和暴动。这个时期，整个人类社会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恐惧和苦难。印度的佛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大约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印度进入由雅利安人统治的吠陀时代。这个时代，相当于英雄时代（即军事民主制时代）和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雅利安人初到印度的时候，还过着部落生活，不过已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频繁的征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出现，最初的城市国家开始出现。到公元前6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平民和劳苦大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不断兴起。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影响薄弱的后起的东方各国，各种新教派和新学说蓬勃发展起来，其中佛教影响最大。

    佛教要求打破婆罗门教至高无上的种性特权以及它在宗教和知识领域的垄断地位。因此，对其宣扬的神创四性说，特别是对婆罗门种性出自梵天的谬论，给予激烈的抨击，把他们说成是愚蠢无识、虚假自称，并力图打破种性之间的严格界限，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早期佛教的这些主张，是从刹帝利贵族和上层吠舍的利益出发，要求同婆罗门平等，但它同时反映了一般劳苦大众反对婆罗门教，要求种姓平等的愿望。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3年）相传是古印度北部迦比罗国净饭王的太子，据说青年悉答多养尊处优，16岁与同龄表妹耶输罗陀结婚，但他不满足于宫中的世俗奢侈生活。因为他看到大多数人是穷人，他们惨遭生活的痛苦和折磨，同时也发觉幸福并非只是富人的天命，而种种厄运也在包围着他们。他发觉人都会生病，最后也都向死神投降。悉答多想，生活还应该有那么一种不是瞬息之间便被痛苦和死亡磨灭的东西。他29岁有了一个孩子后，决定抛开人世，竭尽全力去寻找真理，于是离开宫殿，丢下妻子和乳儿及一切财物，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他到处找人求教，探索解脱人生苦难的真理，为此，还在郁卢畎罗当了6年苦行者，进行极端严酷的苦修，以至身弱不支。后来他恢复饮食，恢复体力，独自坐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人生的真谛，终于，有一夜，到黎明时他悟到了解决人生苦痛的办法，成了菩萨（觉悟者）。

   佛教学说总而言之可归纳为四点（即四谛）：其一为苦谛，即人生没有幸福可言，世俗人间的一切，本性都是苦；其二为集谛，指造成人间人生痛苦的原因是人的自私和贪欲；其三是灭谛，指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一切原因，是佛教修行要达到的目的，“解脱”、“涅槃”是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其四为道谛，指摆脱自私、贪欲的一切理论说教和修习方法，被称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增进、正念、正定。佛教因此形成了庞大的理论系统。

    释迦牟尼死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其学说日益纷纭。大约至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它贬称原来的佛教为小乘，从此佛教有大小乘之分。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后经历东汉、魏晋至南北朝，佛教开始盛行。此后佛教又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作为探讨人生意义和归宿的佛教一经产生，其支派就越来越多，理论也越来越复杂，人类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深入。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佛教也不例外，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它同样有麻醉人民、削弱斗志的作用。但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却不能要求释迦牟尼在他那个时代就具备科学的阶级斗争观点，就能看清人类的发展大势，也不能要求当时的平民、奴隶统统拿起武器，喊着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为建设美好平等的社会而斗争。当时的佛教既然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说明了它的历史适应性是很高的。它是人类在孤苦无助、在黑暗和邪恶的重压下，在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奈情况下所抓住的一叶方舟，是刚步出愚昧时代的黑暗夜空中的一颗明星，是人类思维之树开出的第一朵思考人生的智慧之花——虽然这种思考还不科学，它首先以最大的理解来安慰当时那个绝望的社会中绝望的人们，这种理解和安慰对当时没有丝毫幸福的奴隶和其他下等人是弥足珍贵的。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除了要承受砍头、酷刑、皮鞭等种种折磨的苦难外，还要承受对凶神恶鬼，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病痛死亡的恐惧，现实生活对他们没有一点幸福可言。他们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要谈反抗、斗争，谈流血，多数还是谈虎色变。他们的觉悟和胆量既没有现代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的高度，也没有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农民、斯巴达克时期奴隶的高度。他们迫切需要逃避现实的苦难。他们对苦难的害怕由于思维比较发达，远远甚于原始人类和动物。所以，释迦牟尼的说教作为安慰剂，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他们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个体人才来说，他能够舍弃富贵的生活，体味人间的苦难，并能够站在宇宙的高度，思考人生的大问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他提出“众生平等”，这在当时等级森严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这种明确地否定奴隶等级制的说法是对旧势力的一种空前的挑战，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他的学说中的“多苦”并不只是针对穷苦人说的，有钱的人、富贵的人，同样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苦难，逃脱不了怨、憎种下的恶果。停止他们的罪业，修正他们的恶行，同样是佛教所希望的。虽然这种希望等于幻想，但从建设美好的人类社会高度来看，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即使现代人类也没能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而且还困惑其中，不能自拔。所谓“人生没有幸福可言本性都是苦”这一条，正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社会现实。但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能要说生产力——科学不发达，社会制度不美好，阶级压迫和剥削十分残酷，但对人类早期的思想者来说，还很难悟到这一点。他们观察和悟到的就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和贪欲”。自私自利和贪欲是私有制社会造成的，和人的一些生存本能也有联系，他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只有扬汤止沸，要铲除这苦和恶的土壤，通过修行“八正道”摆脱自私和贪欲，达到解脱、涅槃的境界。这种学说，在当时应该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佛教的“四谛”有着很深奥的哲理，除去时代的局限性外，通过修订，可能能为现代社会服务。至于其中的今生来世修佛成佛的说法，事实上不会存在，但从现代心理学和医学角度来看，可能是解脱大痛、大苦甚至医治某些疾病、强身建体的一种趋向科学的方法。甚至在这样的专修（禅定）之下，的确能够出现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使人得到极大的安慰，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安慰。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安慰可能是十分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