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是秦末一本类似“语录体”的书籍，而执行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者黄石公心忧天下，在《素书》中记载的都是理身、理家、理国的箴言，而执行的成功亦取决于用人与得人。两者在处理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中自有相通之处。鉴于秦亡的教训，《素书》更强调反求诸己，今天的管理者在痛感执行不力时从中不难受到一些启迪。
撩开《素书》“天人之道”的神秘面纱，可以看出其内容就是对古代帝王将相争夺天下、巩固政权、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该书同时也根据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失衡，对封建统治术、用人术、理财术进行了针砭。从该书侧重于提供安邦治国、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密笈”来看，主要阐明的是“贤人君子”的用人术。“贤人君子”作为“劳心者”，任务当是“治人”，然而他们也深深知道，“劳力者”已经不可能像奴隶那样拨一下动一下：进入上层的“贤人君子”下面还要依靠较低层次的士阶层，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经验面前，他们把用人当作“驭人”。从管理的意义上讲，“驭人”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控制。不过，与工程控制有所不同，“驭人”中的控制存在着互动的因素。《素书》以互动为基础考察用人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在管理中要求下级在执行时没有任何借口，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加以提倡是可以的理解的，但是如果作为单方面的高压，那也属一厢情愿。
“贤人君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被用者，他们的用人就具有双重身份：在主子面前是被用者，面对主子时只能好自为之；在下级面前虽然是个用人者，却要受制于封建礼制，要求“部属”时仍然需从自身做起。因此他们的用人术也就是“反躬术”。有资料表明，黄石公的归隐是因为不满始皇帝的暴政。当秦朝统治迅速覆灭的时候，黄石公当然也会思考其中的教训，能够看出“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道理，将这种思考折射到用人术上，就是用人者的省察自心，反躬自身。《中庸》第14章中说：“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孟子·离娄章句上》中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诸子百家的思想是相互影响着的，黄石公的“反躬术”显然也受到了儒家反求诸己思想的影响。今天的职业经理人与《素书》所针对的主要读者对象非常相似，如果部属执行出了问题，理应反求诸己。
在险恶的宦海沉浮中，《素书》所强调的反求诸己是没有任何借口的。除了要避免人主“狡兔死走狗亨”之类的陷阱，也是为了防止因下属的渎职而累及自己。《素书》将人才标准分为三个等级：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人之俊是最低的等级，其要求是“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其中在几个方面对“足”的要求，应当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这是用人者应当达到的最基本的标准，至于对于人之豪、人之杰的要求，那标准就更高，用人者非加强自身的修养不可。那么，如果达不到上述那些对“足”的要求怎么办呢？黄石公用行动给出的答案是，个人归隐，不惜“没身”而终，这也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人们发现《素书》的时候，“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素书》的第一代传人，汉刘邦的谋臣张良就做到了这一点，当他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之，没有发现合适的传人时，就把《素书》带进了自己的坟墓。这或许有些消极，那么其积极的做法就是在执行中不断地反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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