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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松:新媒体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调适与创新
2016-01-20 24983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情景分析的网络舆情事件应急管理动态调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CGL132)、2013年度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课题“涉政网络舆情应对的动态调适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13HZKT199)的阶段性成果 

发表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中文核心期刊)

新媒体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调适与创新

 梅松,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网络舆情研究。

[摘    要] 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应用形式的演化过程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和信息沟通模式,使媒介受众从信息应用和互动交流等行为模式的改变进而实现思维模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产生出一系列的变化,引发了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深层次变革,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社会的政府治理环境。为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涌现出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新的阶段和新的形势,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治理坏境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征,进而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管理的适应性路径,创新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满足新时期社会和谐治理的需要。

 [关 键 词]新媒体;社会治理;创新

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最初是作为人类信息传播的工具和载体出现的,而随着新媒介应用技术的不断提高及其应用形式的不断创新,其作为媒介本身所具备的信息传递载体特性呈现得越来越少,而其所蕴涵的社会属性特征越来越显著,并随着新媒介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应用的深入,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驱动着整个社会环境开始逐步变迁。

一、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应用形式的变迁

网络应用进入WEB2.0阶段后,新媒体开始兴起,回顾其发展的历程,首先是BBS论坛的出现,例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红网社区、猫扑论坛等。网民通过BBS平台畅所欲言,在某一共同话题的公共空间内展开互动交流。话题的内容往往是围绕某一事件或观点,通过跟帖、回帖的方式,发表简短的意见感想。随后个人博客兴起,相对于BBS论坛所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的意见交流,博客为网民个人建立起了互联网上半封闭化的私有言论空间,同时出于对自身博客点击率和知名度的追求,博客激发了网民个体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捕捉和更深层次的探究。因此,博文不论是文字数量还是理性分析层面,相对于BBS论坛形式均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其后,又出现了播客。播客网站提供了网民上传个人实时拍摄或是自编自导自演视频资料的网络途径,从而实现了多媒体网络信息的共享和传播。在北京地铁通道里唱歌的“西单女孩”以及农民工“旭日阳刚”,正是通过播客登上2010年春晚的舞台,彰显出播客的巨大影响力。播客之后,又出现了微博客的应用形式。微博即微型博客,博文内容一般限制在140字以内。通过实现网络与手机等无线终端信息的双向传输和无缝集成,微博客进一步增强了舆论的传播力和受众面,能够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提高了信息发布的实时性和真实性,同时基于跨网信息的同步传播,加强了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信息联系的紧密性。2010年《凤凰周刊》记者邓飞通过手机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机场女厕门连续直播”,使得江西宜黄拆迁事件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展现了微博在热点事件报道中的重大社会舆论作用。

新媒介应用形式的不断创新,改变了媒介信息的传播环境,产生出信息应用的新形式和人际沟通的新模式,进而引发社会人际间新的关系模式和行为模式,并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当前新媒介环境对受众的影响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重塑了传统的信息应用模式,公众的“自媒体”地位得以确立

自媒体是指“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 [1]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激发了公众网络信息的制作、发布和传播的热情,突破了传统媒介环境下信息发布从新闻采集到出版发行之间的诸多环节造成的延迟,以及在信息发布审核方面的过滤机制的影响,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实时信息传递。由此带来了公众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为公众舆论的凸显提供了公共领域及工具平台,公众的“自媒体”地位得以确立。

2、创造了全新的互动交流模式,网络舆论场开始形成

自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媒体从自上而下由传者向受者传递信息的“广播”模式,向信息传者与受众角色互动的“互播”模式转变。BBS论坛最初的应用,营造了公众交流互动的新模式,由此引发了网络思想交流的大解放;而博客深度评论模式,酝酿和培育了网络意见领袖,形成舆论场域的中心;播客多媒体自我表现模式,激发了大众的参与热情,草根文化逐步兴起,扩大了网络舆论场域的受众面;而微博移动互联网的无缝衔接,又吸聚了更多社会阶层人士的加入,同时其碎片信息及碎片时间的高效利用率,进一步增强了网络舆论信息的互动参与性。随着媒介应用形式的不断创新,增强了网众沟通交流的频度,拓展了讨论话题的广度,延展了意见交流的深度,网络舆论场开始形成。

3、形成了网络政治化的思维模式,网络受众的民主政治意识逐渐增强

网络应用模式的多样性、沟通交流的互动性、信息传播的实时性激发了以网络意见领袖为中心的新兴网络社会阶层对于现实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讨论,培育和推动着网络意见领袖及网络社会受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民主政治意识不断增强。网络空间逐渐凸显出舆情化和政治化倾向,形成对热点事件及涉政事件相关舆论泛化的网络公共领域,并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及网民数量的增长,扩大了网络舆情的现实效应,使网络舆情成为传统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议题。

新媒介应用形式的变迁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直接推动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产生着一系列的变化,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随之发生。充分认识新兴媒体环境对现实社会以及政府社会治理的影响,把握政府社会治理环境变迁的主要特点,是新时期提高和创新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前提条件。

二、新媒体时代催生我国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

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使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借助于网络空间而建立的网络社会是不受某一种集中权力机构管制的条条框框束缚即可运行的社会”[2](p7)。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政府所面临的社会治理坏境变迁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表征:

1.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无形化

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新的转变。在传统政治中,社会运动一般都有明确的组织,明确的领袖人物以及明确的行动纲领。而在新媒体时代,比如近几年发生的以网络为发源地的政治性、群体性事件,如游行、聚集等都不是以政党形式组织的,而是以民众临时聚合的形式存在的。2011年6月的广州增城新塘事件中,当一个四川籍孕妇被打后,在广州生活的十几万四川籍民工全部涌向了新塘,他们当中有的甚至不知道在新塘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四川籍孕妇被打,就自发聚集起来,形成临时性的民众聚合。第二,事件中也没有明确的政治领袖,政府曾试图想找聚集和游行队伍中的领头者,协商解决事件的方案,却发现找不到能代表聚集民众意愿的个别领袖人物。通常类似事件的发起者是网络意见领袖,即事件网络信息及其网络舆论的关键制造者和主要传播者。第三,事件中聚集的民众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聚集者并不是以权力为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发泄和倾述自己对于事件的不满情绪,希望能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

2.政治活动参与主体的草根化

网络空间提供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 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3](p133)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其上层或者说其管理者,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但是在现在的网络政治中,却出现了普通民众成为最具参政意识的群体,他们的参政热情非常之高。当前网民群体在学历结构方面,中低学历网民人数继续增加,初中以下学历人群占比为47.5%,比2012年底均有所上升,说明中国网民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继续发展;在职业结构方面,领导干部仅占整体网民的0.5%,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占整体网民的2.8%,同时,失业群体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为11.2%;在收入结构方面,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网民占比53.4%,无收入群体网民占比从2012年的8.4%上升到2013年的8.9%[4]。整体来看,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人群是网民的主体,“三低”人群本身就存在着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及对社会公正的不信任感。一旦在网上遇到与自己现实遭遇相似的事件,就会产生共鸣,负面情绪就会集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得相关事件引爆整个网络。网络新媒体“这种全新的参与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利益表达的自由度和利益聚合的力度和速度, 具有共同兴趣和爱好、持有相同政治观点的网民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成兴趣小组、迅速汇聚利益相关主体, 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5]

3.社会行动的突发性和扩大化

在传统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活动的前期准备、中期组织和后期实施工作是非常复杂的,环节多,周期长。但是在网络时代的政治中,一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往往会迅速地转换为社会性事件,而且在短时间内就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效果。2010年年底在中东地区发生的突尼斯政变,事件从2010年12月17日开始萌发,到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下台,前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名26岁的突尼斯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沿街售卖蔬菜,由于这一行为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而被禁止,遭到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为了表达自己的抗议,该青年选择了自焚。就这一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其所产生的影响迅速扩散至突尼斯全国范围,并最终导致突尼斯政权的颠覆,事件发展的速度和程度都是传统社会环境下的政治运动所无法比拟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借助网络进行社会运动的路线图:现实热点事件爆发——网络宣扬事件背后的政府贪腐——网络媒体平台舆情高涨——现实社会舆论扩散发酵——民众走向街头——政府事件处置不力及舆情引导失效——国内安全局势失控——西方国家介入——政权颠覆。因此,网络已成为社会焦点事件的传播源,成为舆论交锋的主战场、多元文化的角力场和颜色革命的试验场,网络虚拟世界的信息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现实世界。

4.政府社会舆论信息调控的弱化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组织的深刻变革, 它改变了传统的科层制、改变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 打破了权力集中的态势, 使权力流向更多的个体, 减少了个体对团体的依赖, 也减少了利用权力垄断信息的可能性”[5]。传统的政治管理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整个政治调控体系是至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是单一的。传统政治中,政府可以很有效的调控舆论,设置消息的封锁,但是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无法完全垄断和控制信息。比如天门“5.29拆迁事件”,事发在5月29日9时30分左右,网上有关事件的帖子最早在5月30日的百度贴吧出现,除了网贴外,包括优酷网在内的一些视频网站上,还出现了一段时长2分24秒的视频,记录了事件冲突的现场情景,紧接着外省的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报道。因此,在当前网络环境下,政府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屏蔽。目前令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焦虑的是,当热点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政府知道的信息还不如民众知道的多,政府知道的内容还不如民众知道的全面,政府获取信息的时效还不如民众披露信息的速度。所以在社会舆论信息的控制上,传统政治环境下政府是强势的,可以抢占舆论先机,但是在网络及手机等新传播媒介出现后,普通民众成为了社会热点事件信息发布以及舆论传播的主体。政府与公众在当前的新媒介化的博弈中,公众已经明显占据着信息特别是社会负面信息传播的优势地位。一些网民跨越地域随时随地联系互动、讨论问题、频频发出各种声音,影响公共事务、公共事件,进而开始干预和倒逼政府传统环境下社会治理的行为模式和决策模式,甚至影响着政府的施政结果,社会舆论多元化意见群体已经形成。

5.政治生态的全球化及去中心化

在传统的政治时代,政治事件的处理主要控制在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他国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网络时代,一国发生的政治性事件对他国的影响是即时呈现的,并形成全球范围的扩散,政治生态环境呈现出一种全球化及去中心化的特征。2011年中东政局动荡,最初是突尼斯政权的颠覆,由于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突尼斯社会运动模式随即在中东地区及北部非洲引起了广泛模仿及响应,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执政30年的政权被推翻,邻国利比亚也从零星的街头示威抗议演变成内战。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的发生,明显凸显了新媒体网络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政治环境,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热点事件,可以立即燃点至全世界范围,并引发政治行为或政治运动。同时,由于网络的出现所导致的各国政治事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哪怕一个地域范围很小国家的政治都会对世界政治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政治的界域更加扁平和多元化。

三、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在调适中创新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格化生存、网络化生活成为常态,新媒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我们传统的社会治理环境,对传统的政治结构以及政府管理模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这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管理和意识形态工作难度。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必须顺势而为,要实时捕捉社会舆情动态,把握社会治理环境变迁的新动向,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的新规律、新方法,不断改进政府社会管理工作。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管理的重心:网络舆论的调控和网络舆情的引导

加强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社会治理,首先要明确治理工作的重心。“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依赖传播范式及其过程”[6](P34)。新媒介环境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和信息沟通模式,当前社会管理中涌现出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从媒介治理的框架来看,外部原因主要是网络新媒体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和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社会舆论格局;内部原因是由于政府对于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信息调控和引导的不适应所致。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同时,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64亿,其中微博用户达3亿人[4]。庞大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使用群体形成了当前社会强大的舆论主体,政府社会管理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管理的工作对象及工作重点。今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能否管好用好互联网,切实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已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因此,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各级政府必须加强以网络舆论的调控和网络舆情的引导为中心的社会管理工作,构建社会和谐舆论环境。

围绕这一工作重心,同时为提高网络舆论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新媒体环境下的治理创新。对新媒体特征及其社会属性的把握,是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创新问题的源点,必须紧密围绕新媒体的特征和属性来探究政府治理的适应性路径。当前所说的新媒体主要是指互联网和手机这两种媒体。对于新媒体的理解,主要把握好其所内含的三个方面要素:一是媒介要素,即网络和手机等信息传播载体所具备的介质属性;二是媒体要素,即网络中提供各种论坛、博客、微博等应用服务的虚拟化组织属性,比如天涯论坛、凯迪社区、新浪微博等网络服务运营商;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信息活动的人。人是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主体,是信息的来源和归宿,决定着新兴媒介载体上信息的各种应用形式及其传播的具体内容,这里把人的要素称为媒主。因此,媒介、媒体、媒主是当前新媒体概念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政府为适应网络时代的治理,增强对新媒体的利用和管理,促进其正能量的发挥,就必须有针对性地从新媒体所包含的三个方面要素出发,研究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创新路径。

2、在媒介要素方面,政府要主动建立并充分利用各种新兴媒介平台,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一方面及时发布契合民生的相关政策信息,构建政民信息沟通交流互动机制,发挥政府社会信息资源的优势,服务公众,树立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平台和手段实时监测社会热点舆情,主动干预和回应,促进社会和谐治理。近年来,为适应网络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并开始利用各种网络新兴媒体提升行政能力,加强社会管理。继以政府网站为中心的电子政务建设后,在线沟通、网络问政、网络举报、政府微博、网络舆情监测和引导等政府新媒介化管理方式不断地推陈出新,究其这些政府治理创新应用的本质,都是政府管理载体和手段的革新,这些新兴应用形式都是为了促进政务公开,及时了解民意,增进官民互动,而从媒介信息传递的基本属性来看,这些新兴媒介应用形式所承载的内容主题及其所表达和传递的都是舆情信息。新媒体环境直接引发了政府管理方式的新媒介化创新和管理内容的舆情主题创新,因此,政府要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管理的方式变革,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制高点。

3、在媒体要素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网络中的各种论坛、网站、微博等虚拟组织的管理

当前在网络媒体的发展过程中充斥着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网络信息低俗化和娱乐泛化的倾向。当前网络媒体由信息向信息娱乐转变的趋势明显,硬新闻越来越少,软新闻越来越多。一些网络媒体充斥着怪异新闻、花边新闻等内容,专拣鸡零狗碎、风花雪月的事情来报道,缺乏任何教育意义,甚至不经挑选审核,发布一些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事件。一味追求“眼球效应”带来的经济效益而放弃媒体的社会责任,从而挤压了主流社会价值传播的议程设置空间,误导公众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判断和认识。另一种突出现象是网络信息负面化倾向。一些网络媒体只报道官员腐败,不报道政府的监督;只报道最近的犯罪事件,不报道正在降低的犯罪率;只报道政府工作失误之处,不报道政府工作的全貌;报道只浮于事件本身细节的陈述,而不进行深刻理性的思辨。以上两种发展倾向对于社会和谐环境和政府公信力只能起到负面作用。因此,政府要积极引导并加强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信息内容的管理,增强网络媒体信息发布主题和内容的正面导向性意识,多报道社会上正面积极的事情,主流媒体在这方面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在这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今年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网络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类新闻单位均不得擅自使用境外媒体、境外网站新闻信息产品,并提出进一步规范新闻采编行为、进一步加强媒体新闻网站、博客和微博的管理。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和各种网络主流媒体的联系沟通,增进互动合作机制,定期开办政府宣传方面的培训班,增强它们社会责任意识,积极传播网上正能量,实时关注并协助政府主动及时地回应热点舆情信息。

4、在媒主即人的要素上,要加强对网众的舆论引导,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

我们要认识到社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在媒体框架下的社会管理,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舆论的引导。舆论环境调控的适宜性直接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要突出舆情工作在政府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舆情工作是在新时期,新媒体环境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要创新服务理念,通过舆情工作提升尊重民意、关注民情、服务民生的政府治理意识。要创新政府网络舆情工作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建立舆情规划、舆情收集、舆情分析、舆情控制、舆情评估五个环节的基本工作流程,构建统一指挥、分布处置、应急联动的舆情治理组织体系,完善突发危机舆情应急制度和线上线下联动处置机制,促进新媒体环境下和谐社会舆论环境的构建。除了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引导外,媒主即人这一主体要素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既作为新媒体的受众,同时又担负着新媒体管理者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媒体环境下,要学会并扮演好“媒体人”的角色,主动掌握新媒体的各种应用,通过新闻传播及媒体沟通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新媒介平台的应用以及在线交流,提高管理者自身的新媒介素养,从而达到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新媒体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美]谢因·波曼,克里斯·威理斯.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EB/OL].https://www.hypergene.net/wemedia/download/we_media.pdf,[2003-07].

[2] [英] 巴特雷.赛博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M].河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3] 刘文福.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7/P020130717505340201307.pdf,[2013-07].

[5] 王天笑.网络时代公民参与探悉[J].人大研究,2007,(3).

[6][美] 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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