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下属《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国12个省市的干部后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细则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汤”已至少出现三种走样现象。

　　一是数量不变而菜品出现“豪华升级版”，普通菜肴换成海参、鱼翅、鲍鱼等；二是玩“大盘套小盘”的数字游戏，乍看是四个盘子，然而每个盘子都很大，大盘子里再套小盘子；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上一份“四菜一汤”，等客人吃过之后撤掉再换一轮，反正最终保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菜、一个汤。

　　对于真正意义的“四菜一汤”，该报道引述安徽某县委书记说，“在基层，基本上没有执行，很多只是口头说说。”

　　在“四菜一场”的乾坤大挪移游戏曝光之前，中国境内外媒体还揭发了各种公款吃喝转地下的伎俩，包括“农家乐里开桑拿”、“矿泉水瓶装茅台”、“内部食堂变会所”等等，舌尖上的贪腐歪风怎么都刹不住。

　　“四菜一汤”，顾名思义：一餐四样菜一碗汤，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首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倡导过。在建国之初，周恩来为了不浪费人力、物力，设下“四菜一汤”的国宴标准，而菜指的是热菜，冷菜和点心，水果不包括在内。

去年12月，习近平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他考察之行的晚餐就是以“四菜一汤”的简约风为准。据新华社当时发出的报道，习近平的晚餐餐单为：红烧鸡块、阜平炖菜、五花肉炒蒜薹、拍蒜茼蒿；一个猪肉丸子冬瓜汤，还特别交代不上酒水。此后，“四菜一汤”与“八项规定”的工作作风成为热门词汇，屡在媒体报道中出现，成了遏制官场吃喝浪费的又一公务接待标准。

　　不过，“四菜一汤”的明规则还是不敌官场种种潜规则。最新一期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指出，“四菜一汤”的精神走样，主要在于这一制度没有具体执行细则，缺乏可操作性。

　　山东某市纪委刘副书记说，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执行、不统一等情况，会在基层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导致地方接待攀比、浪费等现象屡禁不绝，处理不好将削弱“八项规定”在基层的执行力和生命力，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接受本报访问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指出，要防止有人钻漏洞，监督监管必须到位，三公经费要公布细节才行，“不管你几菜几汤，最后要追问的是你花了多少钱，是不是超标了”。

　　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以及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许耀桐强调，要把制度执行好就不能只注重形式，更重要的是掌握具体的精神实质，“关键是要你勤俭节约，不要奢华，不是形式上的四菜一汤”。

为官之道：

今天喝酒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酒喝

　　《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也透露，根据观察，各种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虽然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匿名官员透露的个中苦衷包括，“酒桌办事”效率高、“感情招商”避不了、“接待就是生产力”、“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的为官之道。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嘴上腐败”的老问题经常引起舆论的关注，但多年来都无法有效整治，吃掉了不少公共资源。据中国媒体去年引述九三学社中央列举的数据指出：中国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已达3000亿人民币（约613亿新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他建议，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将地区或单位三公消费作为年度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规定，任期内三公消费超标的地区或单位领导不得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