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思想：中式管理的基本形式
2006-12-22 17:45:58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由孔子完成的。儒家的管理思想曾经与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文
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过强大的力量。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经济扩张，西方管理思想逐渐淹没了儒家管理
思想。儒
家管理思想甚至沦落为受批判的对象。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在《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一文中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状态：
“在本世纪初，随着经学的解体和西学的播撒，人们对儒学的认知与定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原来内在的自
我身份的认同变成了外在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儒学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反倒成为检讨与批判的对象。”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儒学不但被逐出了现实生活的空间，而且逐渐从历史的光环中收缩和退隐，
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再注意到它曾拥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过去，儒学的普遍主义品质成为久被遗忘的话题。”
“而到了今天的后儒家时代，儒教在传统上所特有的‘三大制度上的据点’：家庭、学校和国家，并没有丧失
其功能，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化，重又显现出勃勃生机。由此我们要说，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尤其是东亚的。只有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其现实意义也
才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
“正象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
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
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又被推拥到了前台。”
正因为如此，从史学意义上的评判走向现实应用意义上的批判，是对儒家源头——孔子管理思想批判的根本性
转变。它的意义不在于历史定位，而在于继承和发扬。
由孔子完成的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体系(或称为治理思想体系)，秉承中华远古的管理传统，融入了孔子的独到创
见，终于形成了独立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东方的经济发展中，长期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用。也
由于体系自身的缺憾，在后期，尤其是程朱理学阶段，这些负面因素恶性膨胀，导致后期的儒学失去了活力，
成了僵死的教条，以至于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被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情景，我们不可能只停留于面向过去、局限于东方社会来批判孔子管理思想的得与失，
做出历史主义的评判;我们需要的是面向未来、立足于普世价值，现实主义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管理思想，使
儒学管理的现代转换工作顺利进行，与全球化的潮流相适应，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第一章 孔子管理思想的形成及其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是儒家管理的根基。它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了最有价值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管理哲
学范畴，也体现出了它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允执其中”的继承。《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十六字心经“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述了中华管理文化的主流传统。它的主旨是允执其中。而实现执
中的方法是“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传统就是执两用中，持中致和。“允执其中”是变易达到和谐的通路，
这要借重于“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易卦模式。
《易经》由阴阳两端的符号化开始，用两端的中间组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构造出了一种用以描述事物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系列及其哲理。帮助人们执两用中，持中致和。但这种结
构图式系列工具相当复杂，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和使用。这就使《易经》长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难普及于
世。也就是说，使用易卦模式执两用中达成持中致和的社会成本过高，难以实现。
孔子则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点上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
会成本较低的中庸之道来达成持中致和。
所谓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礼”。中庸就是谨守礼制
，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经过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众易于信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代圣贤所教导的“允执厥中”被孔子转换成了比较简单的礼、义
、和等信条，用于教化万民，达成社会的和谐。《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道出了孔子认为百姓可以使他们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本意。明确地宣示
了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允执其中”的智慧改造成让老百姓照着做的“中庸”信条的良苦用心。孔子的智慧
是：老百姓掌握“执两用中”实在太难，只好取其次，给老百姓“中庸”的信条，老百姓遵循“中庸”的哲理
，依循“守礼”、“重义”的路走就得了，简单易行。“易则易行，易行则有功”，孔子的这一改革，的确取
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伦理和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确实有利于管理。这比
要求老百姓搞明白“执两用中”的道理，而且学会应用的社会成本实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应该说，孔子
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一种治理方案，虽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最佳方案。
这样，在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执两用中，重点也就不在于思维方法，而在于礼
制、道德伦理和修养方法了。执中成了简单的守中道、守礼制。在此变化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也就逐渐僵化了
，从哲学方法向侧重儒教信条的方向蜕化，也就逐渐丧失了活力。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致到了
末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道统就蜕化成“唯理是从”的死守信条的宗教式教义了。理学大师朱熹说：“君子
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
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礼
”，已经被泛化为守“平常之理”，执中也就被诠释成了守“理”，遵守教条死理。中华哲学的活的灵魂也就
灭失得一干二净了。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杀人”，阻碍社
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腐儒，而终被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大浪所淘汰。
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
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
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
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
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
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
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
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
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
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
。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总之，中庸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执中思想的修正。中庸思想让传统的执中思想的哲理和方法退居二线，如孔子所
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明白地说是“用其中于民”，而不是民众自己“执其两端而
用其中”。主语变了，由圣人代替了民众，圣人来思考，来“允执其中”，而后用在民众身上，民众只需紧随
其后就可以了。对于中庸思想，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
理。”让这些正道和定理不偏地得到遵守，并且“不易之谓庸”，信守而决不改变。庸，也平常之谊，使之成
为平常的状态。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制、道德伦理教化的普及。这虽然是很现实有效的治理方案，但已经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中思想了。过分地依赖于圣人，而忽视以“执两用中”为核心的管理哲学的根本性作用，
是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根本性缺憾。
对于这个缺憾，孔子心知肚明，或视之为“大过”，晚年也极力弥补。《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
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
编三绝”。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
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指明孔子晚年注重易的研究，关注其中的“德义”哲理，希望以易哲学来填补管
理思想体系的缺憾。《周易》也就终于成了儒家的经典之一，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甚至于《论语》、
《史记》关于孔子学《易》的记载都受到后世一些儒家学者的怀疑，可见孔子填补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缺憾的努
力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融入儒学体系，真正获得成功。历史的现实是，继承和完善传统的管理哲学，是由老子
的《道德经》所完成的。因此两汉实施有缺憾的儒学治理所导致的危机，使得综合儒、道，“内道外儒”成为
魏晋时期的风尚。《魏书·逸士传》云：“得道于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 “内
道外儒”，由充分继承和发扬《易》的形而上学的老子哲学补充儒家管理哲学建树之不足，才实际上成了完善
儒家治理体系的现实方法。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体系
以今天的普世价值看问题，孔子的治理思想具有三个向度：求真、向善、爱美。三者一体，以真善美的统一来
追求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其内里，还具有以“命”为核心的生存哲学,以“仁”为核心的境界哲学，以“
中”为核心的行动哲学，以“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这正是它的普世价值，最值得传承和最值得不断加以完
善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 孔子的治理框架：治道
孔子的组织治理的理论框架，也就是治道具有以下极为简约的三个向度：
第一向度：礼。
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组织体制的合理化。
激发人们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
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礼乐来规范组织秩序;用
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敬业、敬人的组织氛围。
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如
今所说的总裁像个总裁，经理像个经理，市长像个市长，船长像个船长，工程师像个工程师，医生像个医生，
教师像个教师各自与其组织角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防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角色或职司的紊乱，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
束组织成员。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这就是说：“用礼制来约束之，犯错误的人就少了。” 孔子又
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
无所措手足。”必然造成治理体制的紊乱。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
种敬的组织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上司，尊重下属，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
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
现代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组织治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敬业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二向度：义。
以“义”为核心理念，用义、恕追求利益获取的正当化。
激发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
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孔子还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
利益的正面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并非一概排斥利益。而且如《论语》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
道，富且贵焉，耻也”。符合道义的贫穷和不符合道义的富贵同样都是可耻的事。但是孔子明确地指出：“放
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放任一味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因此才有必要区别追求正当利
益和唯利是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见利思义”，取正当利益，而远不正当的利益。教导人
们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做到：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不正当利益损害别人
的利益，自己不愿意别人这样做，自己也就不应该这样做。这就是“义”所表达的价值观。“义”本作“義”
，《说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郑司农注：今时所谓谓義为谊。義，善也
。从羊者，与善美同意。《中庸》则曰：“義”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
的利才是善的。对此，孟子发挥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何必言利。”是着重指出组织内唯利是图，
必然使组织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用现代的
话来说就是确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来规范组织的利益机制，使组织能够持续发展。
现代管理的实践也表明，建构为服务对象创造价值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三向度：和。
以“和”为核心理念，用忠、信、孝、悌追求组织的和谐。
激发人们的审美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依情感而爱美。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组织能够依靠礼制、礼乐达到和谐。和谐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这是以真求美，
反过来美也能达真，人们的追求“和”的审美情趣有助于引导组织趋向于和谐，趋向于“和而不同”的理想状
态。为促使人际和谐，孔子还具体提出忠、信、孝、悌的审美标准，用以促使人际关系达到完美的境界。《说
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人与人之间，能相敬且尽心，关系必然和谐，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人际关
系。《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言”。“诚”即真实无妄。《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诚不信，虚假不真，自欺欺人，人际相处也就难以和谐。《说文解字
》：“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子女能善事父母，继承父母，关系必然和谐，是一种尽善尽
美的人伦关系。悌，从心，从弟;本义作“善兄弟”解，见《说文许箸》。悌，敬爱兄长之谊。如此兄弟和谐
。因此，以忠、信、孝、悌的之美达人和，是实现组织协同的现实途径。
现代管理的实践也表明，建构诚信、敬重他人的和谐美德，最能保证事业的成功。
第二节 孔子管理思想的哲学内核：道统
孔子的管理哲学，也就是道统[注1]由以下极为现实的四种哲学整合而成：
其一，生存哲学：命。
孔子的生存哲学，以“命”为基本哲学范畴。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说文解字》：“命，使也。从
口令。命者，天之令也。”因而也称“天命”。《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是
说，天所赋予人的就叫做人性，依循人性去做就叫做道，研修并遵循道就叫做教。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敬畏自然，也就必须遵重自然
所赋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家的天命观认为，人是宇宙
的中心。《周易》有天、地、人，的“三才”观。《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天地人三才，人居中位，《易》讲中正，人也为中
，为正，体现了儒家哲学的人文精神。这种“三才”天命观和畏天命的生存哲学，正是儒家的人文精神的哲学
根基。
其二，境界哲学：仁。
孔子的境界哲学，以“仁”为基本哲学范畴。
《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论语》载：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孟子解释说：“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对自然的爱。孔子曰：“能行
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因而孔子曰：“
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以仁爱之心修己，以恭、宽、信、敏、惠修己，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总结说：“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仁”之范畴也就成为做人的最
高境界。孔子的境界哲学，以安人，以致和，使“近者说，远者来”，使组织形成向心的凝集力。这种做人的
境界正是产生组织凝集力的哲学基楚。
其三，行动哲学：中。
孔子的行动哲学，以“中”为基本哲学范畴。
中庸，《说文》：“庸，用也。 ”中庸的本意就是中用，也就是直接把执中而得的“中”拿来应用的意思。毛
泽东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孔子的中庸思想，确实有独到创见：其一是依准绳执行要“无过无不及”，其二是执
行要“时中”，懂得权变。中国的传统哲理谓之“允执其中”，要求人们执两而用其中。孔子则有新说：“执
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因而他把民众不易执行的“执两用中”
，变换成“中用”的易于执行的儒家程序。这种程序就是分两步走，圣人“执两用中”而后“用其中于民”。
也就是仅仅将执中的成果作为信条灌输给民众，使他们易于执行。中国的传统管理哲学：执两用中，持中致和
也就退居后台，做为根基。而把执中的具体成果，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向前台，作为具体执行的脚本进行演绎。
于是中庸思想便是具体执行信条的行动哲学。以礼制为准绳，以中庸哲学为行动指南，从理智上求真的治理理
论也就拥有了哲学依据。孔子曰：“过犹不及”。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要求人们不偏不
倚地执行信条。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指明“时”变了，执行就须依时而权变，以求其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求得和谐才是目的，强求雷同，千篇一律毫无意义。对此朱熹
解释说：“执中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孔子的中庸哲学，正
是儒家以礼制、礼乐治理组织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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