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毛泽东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就列举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44年春，他读了陕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一书，感到“获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评价说：“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同时，他指人将该书“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对于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他更加关注的，还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期间，郭沫若应约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郭文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国统区的危机四伏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谙国民党没落衰微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坦陈：没有哪一代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国范围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将来的新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谨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同年3月下旬，党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行前，毛泽东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另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从苏联回国经过沈阳，由于当地招待有些铺张，“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搞铺张浪费）我们不能这样做。”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思考，也是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识。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时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对李自成从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建国后的毛泽东始终给予关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读到《三国志-张鲁传》时，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并对其性质和阶级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并将该书寄送毛泽东。1966年夏，姚得知毛泽东已于百忙中阅读了该书，认为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1975年11月，82岁的毛泽东对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长期以来保持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前人的教训，历史的警示，不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更促使他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如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全党整风运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许多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