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数最多、最大的1个冤假错案，也是导致邓小平第三次政治磨难的直接原因。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帜，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我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反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灾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四人帮”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但是，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想不通的，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并切身体验到了邓小平在主持工作期间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的危害性，因此，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抵制这场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哀之中。

　　在为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朗诵自己写的诗歌。 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声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这一天，正是群众性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天。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就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6天当中，新华社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

　　在讨论谁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更是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只是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才只得作罢。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10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一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这时，“四人帮”也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在这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新燃起。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与此同时，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攻击邓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邓”，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从2月开始，全国各地已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路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外面。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到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安。他们在暗中加紧进行对这场人民抗议运动的镇压活动。

　　4月2日，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1个3层小灰楼内，成立了1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就拟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4月3日凌晨，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当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诗词挽联时，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也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10时，天安门广场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当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事实上，“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正住在位于宽街的家里，已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后来邓小平在1979年9月明确地说：“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当时，虽然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并未提到邓小平，“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竟然从邓小平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同“四人帮”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邓小平太了解他们了。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后，邓小平一再叮嘱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因为当时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邓小平的家人知道，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所以他们都服从大局，遵从他的命令，不去天安门广场。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听说邓小平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2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姚文元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派记者到那里去，要记者通过内线，搞到所谓深层情况，以说明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邓小平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那位记者还是写了情况，并用“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有关系。

　　4月4日晚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打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说。

　　这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有关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紧急会议。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的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逆流。过去都说相信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谓“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时，在做足了舆论上的准备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晚6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足了音量，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9时30分，1万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和逮捕。这就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为《人民日报》炮制即将于4月8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现场报道时，姚文元明确提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也乘着酒兴恶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对于“四人帮”说的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经讨论，决定让汪东兴去问邓小平。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毛主席。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的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同意了。

　　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让有关人员立即做出1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派人找了一辆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十分坦然地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江青等人迫不及待地问他，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如实回答。张春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十分不满，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遭到汪东兴的拒绝。

　　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由于在此期间，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告诉过任何人，才使邓小平没有受到“四人帮”的冲击。

　　4月7日，就在邓小平住进东交民巷的那天晚上的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1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继续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当时在内，共拘捕群众388人，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进行审查的不计其数。仅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虽然已回到宽街的家里，但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尽管如此，邓小平仍然给华国锋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的支持。但是，对邓小平的表态，华国锋不予置理。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不表态。

　　但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当时，邓小平正因病住在301医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帅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呼吁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虽然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合华国锋等人的意见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所以华国锋才这样推三阻四，讳莫如深。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1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这年的3月，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他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党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看得更为长远。他后来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他强调：“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1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