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毛泽东作为领袖，他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因为在红四军七大以前，包括在罗福嶂会议、白砂会议中，毛泽东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也有作为政治家不够成熟的地方。比如说七大后，毛泽东辞职不干了，但自此以后的毛泽东，就再也没有主动辞职过。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职务的毛泽东要到后方去，周恩来当时取代毛泽东出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讲有问题还要找你，毛泽东当时讲“随叫随到，我到后方休息，有什么问题找我”。可以说，在七大、罗福嶂会议、湖雷会议、白砂会议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领袖。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福建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时两天的古田会议。
朱德与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两人刚刚相处了一年半时间。通过争论，朱德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最后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
古田会议的成果绝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口号，更关键的是，它见证了我党领导人的成熟，这是古田会议很大的一个成果。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部分，深刻地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办法。《决议》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胜利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可以说，没有朱、毛之争，就不会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同志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什么说朱德同志作为争论一方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朱德同志曾讲：“在红四军的七大上，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今天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的朱德毕竟来自于旧军队，而朱、毛两人接触才刚一年多一点时间，需要有一个磨合期。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就成为鲜明而宝贵的特质。
为古田会议作出很大贡献的不仅有朱德，还包括陈毅。陈毅在古田会议之前的历次争论中，一直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但被毛泽东批判为“陈毅主义”。陈毅后来讲：“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他说，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惊。原来，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地走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宝贵的经验。陈毅说：“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所作的贡献。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调整，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从谏如流。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的个人认识，周恩来也认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陈毅到上海后，周恩来多次与之交谈，才最终形成了更加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能够进一步施展才华，成长为全党领袖，都与周恩来的果断支持密不可分。周恩来作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如果存有私心或判断失误，对毛泽东进行打压，我们很难设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
古田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探索者团队相互促进的“试错纠错”，完成了对一支农军武装的改造
今天，我们回看当时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和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是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所在。
整个红四军争论的过程，古田会议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还有将局面搅得更乱的刘安恭以及最后正确决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除牺牲的刘安恭外，其他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领导人。虽然他们已随历史远去，但今天看来依然崇高。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就是一伙为革命、为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探索的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林彪22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并不能说哪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或是绝对错误的，大家是在相互促进。最终，他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逐渐成长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使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成为历史必然。这才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
古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等人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一支传统农民军队的改造，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再次走入农民起义的历史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进了城、夺了权、坐天下，最后都垮掉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任何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尾巴”，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这种斗争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一转变，由于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关于当时朱、毛红军历史状况的一些统计报告中可见，当时的南昌起义部队，即叶挺部、贺龙部的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了红军的干部，只占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二。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士兵占十分之二。农民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理论相悖的，因此具有很多农业社会的特点。
根据地创建初期，浓厚存在于农村中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比如，顽固的宗族观念。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仇视城市的观念。一些人笼统地反对城市，当时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一些人笼统地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倾向于采用极端、暴力的途径，导致城乡的对立”。严重的地方观念。当时，第28团想去赣南打游击，因该团赣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使农民队伍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有的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有的农民来参军，一看不适应，很快又走了。这从后来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一个现象就可见一斑。当时，红四军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一些农军见稻谷正值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竟无人顾及，导致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汀州城得而复失。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是一支纪律涣散的农民队伍。
当时，中央的报告分析指出，本来是贫农的，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就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地主，要当富人。这种思想行为与革命的观念与目标相去甚远。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就是红军初期的真实情况。
在这样一支队伍中，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出现农民意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导致发生“尾巴主义”的危险。当时，中央已提出过这方面的警告。
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里讲：“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富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应该说，周恩来的观点是很尖锐的。
后来曾流传这样一件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土豪”时把一个猪贩子的猪全没收了，可那个猪贩子并不是土豪。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骂毛泽覃，还打了毛泽覃一耳光。毛泽覃当时急了，说：“你打我，你以什么身份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争中，很多人拿这个事情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专断、专权。
可以想见，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有多着急!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难。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而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艰难地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大多数人都这样，要全部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红四军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面对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我之所以作了上述大量铺垫，其实就是想说，古田会议绝不单单是“朱、毛之争”“前委、军委之争”，或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它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是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得下去的关键。所以说，在当时无法吸收广大工人来改变红军成分结构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难题，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古田会议“肩上”。
锻造一支新型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这支新型军队能不能锻造出来?毛泽东在争什么?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改造你”。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古田会议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分析。
古田会议要求，树立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才去打仗，脱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原有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基础。
古田会议通过坚决斗争以消除负面影响，也通过正确教育和引导做到了决策的行之有效。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方法。
古田会议提出的“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过程中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最终改变要从群众自身开始的核心思想。
古田会议重新塑造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武装，尤其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获得的权力和实惠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必须用生命和鲜血加以保卫。一切只顾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小农意识都成为不现实的妄想，残酷的斗争现实，加之革命思想的注入引导，开始重新塑造这支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农民军队。特别是认识到只有革命不断发展，才能保障农民自己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的时候，“广大农民如铁屑之追随磁石，凝聚在了苏维埃旗帜之下”。抛弃旧观念，以空前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出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这是古田会议的后续效应，它完成了对整支军队的改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枪杆子打出了政权后，建立一支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作出了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这其中，毛泽东的眼光最为远大，因而贡献也最大。
古田会议的辉煌成果——人民军队的军魂在这里铸造
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则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国民革命武装。枪杆子要为民众打江山，枪杆子要捍卫革命的成果和人民的政权。这就是古田会议的辉煌成果——人民军队的军魂在这里铸造。
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影响重大。古田会议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历经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支队伍里曾经带有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非组织观念等错误观念，已经完全被转变了。
毛泽东讲过：“这支军队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做到了这一点，一扫旧军队的残余，一扫农民起义队伍的痼疾，锻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
1949年，蒋介石下野，行将离开大陆，在浙江奉化的雪窦寺里，他在思考和总结国民党数百万大军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最终把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点：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蒋介石是个军人，打了一辈子仗，但他概括国民党的失败教训几乎全都是政治因素，而这些，我们都能够在古田会议中追根溯源。
蒋介石最后还加了一条：“干部不准有私产”，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条优点。回顾历史，我们不禁思索，共产党的力量到底在哪里?是特别会打仗吗?不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才是共产党人最大的优势。蒋介石直到兵败如山倒，即将败退台湾之际，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
而这，正是古田会议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概括地说，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就是工农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理念，当这些正确的理念变为一种基因真正融入一支军队的血脉时，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了。而这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而古田会议，最终也由政治建军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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