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时，第一周要选两名学员介绍各自国家的基本状况，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防建设等等，选谁不选谁，由抽签决定。
抽签的结果，我被排在第一。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
面对那些投过来的兴奋目光，我知道大家感兴趣的不仅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者，更因为我要介绍的是一个与他们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班里的30名军官来自东欧、西欧、中东、南美、东亚及南亚26个国家，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他们很想听听中国军官如何阐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
好心人劝我回避难点。捷克军官米洛斯·罗德维尔悄声对我说：“何必真按要求讲，特别是一定不要按泰勒教授说的讲什么‘意识形态及其存在理由’。规定时间有限，讲一下国家人口、自然面貌、物产和风土人情时间就到了。政治问题你可以绕开。”我明白罗德维尔中校的好心。我也明白发言时间规定15分钟有空子可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历史文化悠久，现实成就醒目，只要把众多图片堆上去，把众多数据列出来，就足可以让人眼花缭乱、把时间填满了。
但我更知道其他人的期待。很多学员最大的期待恰恰是要我在有限时间内，讲清楚中国与他们国家大不一样的“政治性问题”：为什么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四两个晚上准备。那两个晚上，我分别只睡了3个小时和2个小时。星期五上午站在讲台上，我选择最简明直观、哪怕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够听明白的百年对比，回答那些“为什么”：
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被八国联军侵略，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凌辱；整整100年后的2000年，中国是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人，独立自主，繁荣昌盛，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工业产品的产量以及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二。邓小平提出200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1995年已经提前实现。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我反问一句：从1900年到2000年，连接中国百年天翻地覆、苍海桑田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是共产党改变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台下非常安静。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张张全神贯注聆听的面孔。这些面孔有黑色的，有黄色的，也有白色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与我们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但他们的国家很多有与中国类似的命运。当你不绕弯、不躲闪、单刀直入用一目了然的事实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但理解了你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开始从你的悲欢中体味他们的悲欢。最初被认为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织之中，变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寻找摆脱贫穷、落后、战乱、被掠夺与被肢解命运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
对这15分钟发言，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这次经历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还有什么比事实更具说服力呢？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万人的英军、7200人的法军就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一纸《马关条约》不但开出了空前的割地赔款，更使大清王朝经营30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获得发展的美梦彻底破灭。当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两大命题清政府一个也完成不了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加速自己的覆灭。正因如此，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也能振臂一呼、云集大众，令延续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轰然倒塌。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但旧中国那种随意被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可进来烧杀抢掠的现象并未因辛亥革命而结束。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虽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的巴黎和会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转让给了日本。“五四”运动发生了。北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后在1937年“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至于为何日本关东军以1.9万人的兵力就敢面对19万人的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对10余万人兵力的29军发动“七七”事变，除了“攘外必先安内”，也难再作出其他解释。
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现身表演，有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在守护民族利益和捍卫国家安全面前，这些政治力量是多么的衰落和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在招致多么巨大的灾难。100多年来的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从这些无穷无尽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震惊中外的艰苦卓绝奋斗向世界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又是共产党人的坚决行动。新中国诞生，标志着东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就可轰开中国国门肆意掠夺的时代一去不返。
但有些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发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被傲气十足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放在眼里。仁川登陆之后，他之所以敢于下令向“三八线”以北全力挺进，就依据一条坚信不移的结论：中国不会出兵。至于麦克阿瑟为什么错误地得出这个结论，那是因为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的形象成为其头脑中反复叠现的参照。这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推动美国战争决策者不顾新中国警告而实行占领全朝鲜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历史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敢于向国内一切腐朽的旧势力宣战，而且敢于作出挥师入朝作战的壮举。100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面前，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退让，而是坚决抗争。就是通过这个事实，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认识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00多年来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到坚决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对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选择。
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台上，与其说我在解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不如说我在讲述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更大范围看，救亡与发展这两大命题决不仅仅属于中国。那天下课后，菲律宾的加维尔上校在课堂外面的草坪边等我，一定要与我合影留念。印度海军中校卡夫打听到我的房间号码，晚上专门赶来，送给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他说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他觉得我们比他们幸运。匈牙利的斯潘克斯上校第二天邀我到学院的简易酒吧坐了很长时间，聊了很长时间，告诉我他的叔叔曾经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后移居国外，现在看见匈牙利的状况，也不想回来了。他最后说：虽然我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与他们相比，我们确实值得庆幸。历史对中国是严峻的，也是宽厚的。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实现救亡、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道路，只有加倍珍惜，只有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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