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专家卓越型：
他们聪慧、勤奋、自察、改良，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甚至，他们可能具备良好的院校教育和临床训练背景，包括海外留学与工作背景。他们是这样一群医生：在专业上——达则兼济天下。
他们关切患者需要，包括重视或善于医患沟通或患者教育。他们追求患者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追求患者利益优先于医院利益。
为了维护医疗专业的完好性和社会声誉，他们不仅愿意接受不同意见或国际标准，而且，他们会主动批评同行的不良行为或不胜任行为，他们呼吁医改能够清除过度医疗行为及其它业内斑斑劣迹。
他们的胸襟已经超越个人感受，他们的临床实践已经游刃有余。因此，他们愿意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和反省医疗行业的各种缺陷偏失和改良机会，并在业余时间参与国家的医改讨论，或义务提供本专业的医疗信息，帮助年轻医师更快的专业成长。甚至，他们著书立说或发表文章或从事医疗司法鉴定工作，甚至教训不公正的法官。
2. 正直专家型：
他们具备上述“专家超越型”医生的很多优点。例如，他们临床经验十分丰富；关切患者利益，甚至超越自身利益；为了维护医疗专业的社会声誉，他们会主动批评——至少是深切反感——庸医或过度医疗行为。
他们医术高明，但是，由于个人特质和工作繁忙，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或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更多专业努力。甚至，他们可能睡眠不足，或苦于冲突的临床工作与家庭生活。
作为本地或本院知名的医学专家，他们人品正派，或刚直不阿。也正尤为如此，面对弊端重重的医疗体制和戾气横行的医院文化，他们通常会在一些个人氛围中，呼吁改良、感到愤怒或专业懊悔——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学医。
或许，他们最深刻的内心痛苦，在于没有自己的“专业自治”。虽然他们可能缺乏“医疗自治”的伦理概念，但是，他们知道一天诊治30名患者最为合理，而不是80～120名患者；他们知道，自己无力扭转乾坤，不得不在医院的经济指标下被动地卷入体制性的过度医疗，从而陷入道德冲突的内心痛苦。
在这种自己不能做主的医疗环境中，如果说“知名专家”的名分是一根平衡杆，那么，他们就是抱着这跟平衡杆走钢丝的医生。
没有人真正地调查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
3. 专业迷恋型：
虽然痛恶当前的医疗体制和工作环境，但是，他们依然热爱医疗专业，包括坚守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专业价值。可能，他们很想改行，但是，他们依然舍不得放弃或终止自己的医疗执业生涯。
他们的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在一次一次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他们不断享受着专业成就感；在一声又一声患者的感激话语中，他们不断体验着专业满足感。一穿上白大衣或一拿起手术刀，他们就会精神焕发，就会神气十足。这是十分可贵的医学情结，也是行医的良好素养。
这种迷恋医学的专业情结，是执业坚守的精神力量，是中国老百姓一种福音。不过，他们可能同时具备其他类型医生的混合特征，无论良性特征，还是不良特征。
4. 致富优先型：
大多数此类医生的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甚至医术高超。既然医疗体制逼上梁山，过度医疗就没商量。同时，他们聪明地恪守“患者安全第一”的实践原则，或者，在极端的医院管理环境中追求超额收入，一旦东窗事发，就会慷慨补偿患者的事故性损害后果。
他们往往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深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当然不能落后。况且，贫穷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哪能禁得住如此眼花缭乱的物质诱惑？买房子，要花钱；孩子上学，要花钱......于是，他们开始心安理得。医院的科室经济指标，也必须完成；医药代表送上门来，傻了不要？毕竟，医疗体制使然......于是，他们彻底心安理得。因此，不同于“正直专家型”的医生，他们可能没有多少自责，也就是道德冲突导致的内心痛苦。或许，他们自感道德冲突，但是，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心智主流。
他们通常担当临床主力，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参与本质工作之外的专业或医改讨论。因此，我们很少在微博上见到他们的身影。而且，他们不再寄望于医改，因为他们曾经失望。他们通常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医疗体制的温床里吸吮着源源不断的物质利益和行政利益。
此类，也可能包括极少数劣迹斑斑的庸医，可能包括一些不到40岁的医生；而且，科主任也不在少数。
他们，甚至比美国医师挣得还多。
5. 专业傲慢型：
医学科学，确实高深精繁，充斥着大量需要终身学习的知识和技术；临床实践，确实富有挑战性，充满着一次有一次起死回生的成就感。在社会，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人间圣杰；在医院，他们是真金白银的创收主体。
而且，我国医疗体制历史性地铸就了“医师独大”的医院文化：一方面，护士被压缩为为临床技工，另一方面，药师被挤压成特殊商品的售货员。
因此，作为一名医师，他们倍感自豪，不可一世。在患者、护士及其他专业人员面前，他们骨子里充斥着那样一种专业傲慢，甚至演化医患关系中的技术官僚或技术独裁。例如，要么签字同意，要么出院走人。甚至，他们相信，只有医生才有资格管理一家医院，只有医生才有资格讨论医改。换言之，医师乃行业老大，因此，院长必须是医生出身，医改必须具备医疗背景——近乎一种“医师万能”的逻辑心态。
在临床上，他们的傲慢心态往往表现为一种“骑士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没有他们做不了的外科手术，他们的诊断绝对没错！同时，他们往往轻忽医疗团队的沟通与合作，对于忠言逆耳的劝告不屑一顾，从而更多地暴露于医疗失误的临床风险。
这种专业傲慢，使得他们听不进他人的批评意见，或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否定他人意见或训斥“非医疗”专业人员的意见，或不明就里地耻笑他人外行。结果，他们丧失了很多的思考、反省、讨论及改良机会。
少数医学博士，从固执己见到嗤之以鼻，或使这种专业傲慢更上一层楼。他们甚至相信，手术刀上“出医改”。至此，我需要祝愿在我目前傲慢、自大、偏见的医生新年快乐！正是他们，让我的认知变得更加丰满，也让我的心智更加坚强。
6. 恼羞成怒型：
他们的临床资历或多或少，而且，有的热爱医疗专业，也信奉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专业价值；有的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行，再也不当医生了。
在临床执业生涯中，他们的挫折感可能远远多于成就感。在医患互动过程中，他们倍感困扰、痛苦和愤怒。总之，作为医疗体制替罪羊，他们很可能长期陷入一种高度苦恼的情绪状态而难以自拔。久而久之，他们实际上处于一种精神紊乱的状态，或者，他们已经沦为或正在陷入不幸的“缺陷医生”行列。
他们的思维变得狭窄，影响到临床病情判断。在临床上，他们往往分不清楚患者的“言谈举止”和患者的“个人尊严”，加之沟通技能低劣，很容易陷入医患冲突的恶性循环，甚至危及患者安全或导致医疗纠纷。在交谈中，他们处于易激惹状态而动辄火冒三丈，甚至恼羞成怒；有时，他们甚至将过度医疗的整体行业讨论，误解为对其个人的侮辱——在这背后，可能是值得赞赏的正直品格，也许并非如此。
陷入这种情绪泥潭，使得他们在人际互动——包括医患沟通——中首先选择或下意识地开始攻击或防御，而不是首先选择倾听、思考、自省和改良。例如，面对批评或异见，他们会不问来龙去脉或上下文关系，一开口就展开人身攻击或辱骂，而不是针对当前讨论的议题说出自己的论点论据。
显然，他们是医疗体制的受害者。而且，他们大多数正直、善良或富有关爱情怀。但是，他们敏感脆弱的心智，承受不了医疗体制导致的各种困惑、冲突、压力、疲劳及各种形式的医院暴力和社会误解。因此，他们值得同情，更需要帮助。
7. 清贫受压型：
他们大多年轻，临床资历短浅，或是临床实习生、研究生或进修生。每天，他们做着最大量的繁琐、却感到无聊的病历书写工作；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却挣不到多少钱。但是，没有他们，医院的正常医疗工作不可能完成。
虽然功不可没，他们却很无助，甚至暴露于遭受上级医师训斥或语言虐待的风险，以及来自患者的轻视或猜疑。他们的身心休息和家庭共处的时间，经常遭到剥夺——目前，其它类型的医生也多半如此，同时背负着购买住房和子女教育的两座大山。对于这种执业生态，他们很痛苦，不免抱怨连连。学医后悔迭迭。
而且，他们已经不如他们的医生前辈那样，能够从带教老师或资深医师那里，学到更多的临床技能。
他们还没有体验过多少诊疗的成就感和专业的满足感，却迷乱于是非颠倒的价值取向，以及陷入贫富悬殊的错愕当中。因此，以及由于年龄关系，他们不仅容易成为恼羞成怒或易激惹的医生，而且也是最容易改行流失的医生群体。同时，他们的各种负面的临床体验，很容易传输给在校就读的医学生，使得后者还没有开始临床实习，就陷入深深的疑惑与烦恼，因而干扰破坏他们的学习绩效。
8. 体制边缘型：
主要涉及村医和私营社区诊所医生，以及那些辞职而自主创业的医生——愤而离开公立医院，可能恰恰反映他们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可敬的刚正品格。
他们大多失去了公立医院的体制优越条件，同时，他们必须自担临床风险。他们各自的处境优劣可能大相径庭，经济收入也会高低不一。
村医，同时属于“清贫受压型”的医生，处境也最为困难和尴尬。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医改中被剥夺了诊断治疗的专业权利。虽然没有公立卫生院的国家干部编制，却最直接地服从匪气更浓的基层卫生行政领导的命令——转而从事所谓的“公卫”服务。薪酬菲薄，而且发放周期长，数目不确定。他们没有病人，也没有改行的一技之长，种地赔钱，上有老下有小，前途堪忧！
各个类型的中国医生，通常都会很辛苦。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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