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宣布了共和，提出了振兴中华，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功不可没，呈现出了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人士的领导智慧。但是十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振兴中华的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历史的转移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其中领导革命28年，领导执政62年，其业绩堪称奇迹，其成就无与伦比，其智慧世人惊叹。

        中国共产党90年来，领导智慧的内容极其丰富，内容结构上来看有理论智慧，路线智慧，政策智慧，操作智慧；从层次上来看，既有宏观的智慧，又有中观的智慧，微观的智慧；从历史时期来看，有各个时代领导人的智慧，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智慧当中，也表现出一些显著特点，至少有四个求：一是求异，不照搬照抄；二是求变，因时制宜，不断变化、不断改变；三是求新，过去没有的可以创新；四是求奇，出奇制胜。

        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一般通过暴力来施加自己在群体中的影响，而人类则有更多的途径来巩固领导权。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曾说,人类所有的领导才能都是通过把思想传播到他人的脑海中产生的。以这种方式领导，领袖需要借助智慧远甚于暴力。进入二十一世纪，“怎样提高领导能力”成为一门日益受到各界广泛重视的学问，许多学者在该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成就斐然。

        在我最近一期的北大总裁班课堂上，一位民营企业家提问：什么是领导智慧？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领导智慧可以给出许多静态的定义，但是似乎都不确切，当时我就给出了一个动态的定义：就是我们的领导方式因时、因势、因人而变。常态环境下，有条不紊，遵从制度、按部就班、审慎稳重是优秀领导者的品质，但在非常时期，这种品质就远远不够了，需要领导者的非常智慧。

        宏观形势剧变、行业环境恶化、公司业绩下滑、重大人事变动、产品质量问题、竞争者进入、技术更新换代......这些情况都与公司息息相关，会使公司不同程度地进入非常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每天都会面临新情况、遭遇新挑战，非常时期也就成了公司的一种常态。非常时期孕育着新的机会和能量，呼唤着非常领导的决断和睿智。

     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执政者能力，必须切实修炼领导智慧。领导智慧是深层次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从人本视角来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好和谐社会，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智慧最起码应该在如下三个方面修炼提高——

        一是树立典型。

        在领导工作中，领导者要善于抓典型，即树立典型，也就是通过造“势”来带动群众实现目标。毛泽东善于通过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来充分发挥其示范和警示作用。比如在延安时期，严肃处理抗日军政大学的黄克功，维护了革命纪律，教育了根据地军民，巩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赢得了军心、民心；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强调学习雷锋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雷锋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他说，作为一位领导者，要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和捕捉新的工作生长点和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并积极地加以扶持和推广，以引导带动全局工作，这也是检验领导者能否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领导能力的体现。

        二是知人善任。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曾经十分信任和欣赏罗荣桓与邓小平，认为他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综观罗邓二人的为人处世，特别是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以来的丰功伟绩，毛泽东的评价，可谓字字珠玑、非常准确。在用人方面，毛泽东一贯任人唯贤，以事业为重，强调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并且胸襟广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三是调查研究。

        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十分强调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把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视为能否做好领导工作的关键。他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具体运用于实际工作，创立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调查研究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向实际作系统周密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并转化为一定的方针和对策。对于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除强调明白目的、端正态度和全面深入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方法，比如开调查会的集思广益形式，分析和综合的结果处理方式，“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的途径等。

        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著作中学习与提升领导智慧，比如《水浒传》。一个企业能够给予人才的，有位、权、利三种资源，位即级别，权即职责，利即待遇——在水浒中，时迁贡献大、也受到大家的认可，但他的排位是第一百零七位，倒数第二位，这是因为他的技能的名声不好，是“偷”。他不会管人，因而也没权力。但他的待遇是按照第三位来安排的。相应地，“大刀”关胜贡献能力都一般，但他是关羽后人，有名人效应，因而能排名前五，享有很高的待遇。当然到了打仗的时候，关胜仍然是普通的将领，这是给位、给利，不给名。朱武在梁山军事管理中算是“副总参谋长”的角色，能力很强，权力很大，但他的排名只有三十七名，待遇也一般。从时迁、关胜、朱武这三个人的人事安排，我们就可一窥梁山一百零八将安排中的领导智慧。

        但是,从中国传统找领导智慧，常走向两端——或者特别高大，比如说为国为民留名史书，或者特别实际、甚至不惜用手段。像很多方面一样，在领导智慧上我们还没有掌握像西方那样将它进行科学包装的技巧。下面，我们来对“能人”岳飞命运进行解析——岳飞没有注意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一是宋朝基本政策导向是抑制武将，二是他的“领导”高宗赵构缺乏自信、性格软弱。而岳飞所做的则让他注定是个民族悲剧：他是能人又是“牛人”，让领导不放心；他是能人又是“名人”，让领导不开心；他是能人又是“直人”，让领导不省心；他是能人又是“贤人”，让领导不安心；他是能人又是“犟人”，让领导不顺心。岳飞之死，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也就是“也许有罪”，岳飞确实就死在威胁皇权的这种可能性上。

        《三国演义》中，东吴大都督周瑜在群英会上即兴高歌道：“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这不只是周瑜一个人的抱负，而是无数英雄豪杰的共同情怀。功名是什么？功名就是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方面获得较为优胜的社会地位、领导地位，是为了获得一般人难以获得的一种荣誉，获得一般人得不到的称赞和奖赏。所以，有了功名，就可能升官，就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就有较高的威信，就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古往今来，有无数的领导人都在盼望成名，把成名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

        《史记》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功成名就。他每次出巡时，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无比荣耀。有一次，当他的出巡队伍行经楚地时，有个青年被如此的风光深深地吸引和强烈地震憾了，他羡慕万分，禁不住说了一句：我可以取而代之。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

        其实，领导者追逐功名本无可厚非。从功名的追求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远大的志向。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时代，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就需要建功扬名。谭小芳老师认为，有了功名，才能登上更大的舞台，让自己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应，从而对国家、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没有大志向就成就不了大事业。

        当然，如果说这只是一些人杰雄才对功名的注解，那么，退一步讲，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追求功名，也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功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有尊严，套句国人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让自己有面子”。能够扬名立世、光宗耀祖，总比一辈子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人强吧。

        甚至还可以再退一步讲，对于任何一个自然人来讲，都有一些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倾向”，而最能满足这种心理需求的，莫过于“功名”二字。这种功名的目标可以极大地激发生命的活力和潜能。但是，一个人如果把功名看得太重，把它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和人生的终极追求的话，那就不值得称道了，这样的领导者实在算不上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