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英国保守党产生的第一位女领袖，人称“铁娘子”，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肯特郡的格兰瑟姆，父亲是一位从食品杂货商人发家致富成为格兰瑟姆市市长的保守派人士；希尔达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18岁曾声言“政治已溶进了我的血液”；1943年进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先后获得牛津大学理学士、文科硕士学位；大学时代加入保守党，并担任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1947-1951年任两家化学公司的化学研究员，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法律，期间结识了丹尼士•撒切尔•戴卓尔，随后两人坠入爱河，1951年结婚成为撒切尔夫人；1953年林肯律师协会批准她为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61年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64年任下院保守党前座发言人，1970年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大选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上台后便抛弃了“共识政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连任首相，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任内曾4次访问中国，并于1984年代表英国政府在北京与代表中国政府的赵紫阳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2年6月被封为终身贵族，1993年5月任威廉－玛丽学院第二十一任名誉院长，晚年患老年痴呆症。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第二次访华演讲：

尊敬的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总理先生，感谢你的友好致辞！此次访华，倍感荣幸。这不仅是我五年内第二次访华接收你们热情大方的款待，我还惊奇的发现我是第一位两次访华的英国在任首相。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中国，我们频繁的高层互访证明了这点。不过，我很荣幸能够弥补这个疏忽。同时，我希望今晚我的到来能进一步证明我们对与贵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北京和伦敦相距甚远，有时因为我们历史观、哲学观和政治观上的分歧，我们的距离显得越加疏远了。尽管如此，我们两国的第一次交流已经历史悠久。1596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首次致信明朝万历皇帝表达了中英两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愿望。英国皇家学会的罗伯特·胡克在1686年说过：“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呈现给我们一个知识王朝，这个王朝至今仍被神话般的描述着。”此后，世世代代的英国人都被中国吸引了。不久后，英国科学家开始频繁访问中国——这个被公认的许多重要科学发明的发祥地。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文化和科学交流不断加强，研究中国这一传统持续至今。我们的政治关系经历多次变化。在一些重要时刻，历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记得孙中山先生曾和英国有过亲密接触，以致当时中国公使馆企图绑架他回国，但在英国外交部的帮助下，这个阴谋被挫败。另一个事件比较近的例子也许更能表明两国的关系：在1940年和1941年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和中国是唯一两个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10年后，我们国家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西欧国家之一。

今天，虽然我们的政治哲学体系迥异，我们的相互了解极大的增长了，我们在世界事务上的众多领域的利益日益密切。此次访问中国，正值重大时刻。你们历史性的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指导政府行政和建设规划的指导方针。我对当今中国印象深刻，因为你们以现实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决心，在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体制下，实现经济的稳步扎实发展。

我们都知道对于国内和国际事务是没有神奇的解决方案和轻松的选择的。和平与自由是我们的首要原则。同时，我们知道要想维护那份和平就必须强大起来。认为存在有效的替代方法是一种幻想。吸引侵略者的是软弱，而不是强大。决不允许侵略行为从中受益。我认为你们有一种说法生动的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为虎添翼。”

总理先生说过，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欧国家理解这一理念。正由于我们西欧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我们决心抵制那些侵犯我们独立、破坏政府机构及扰乱人民生活方式的军事和政治压力。我们之所以加入北约，结成国家间的自由联盟，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政治形态，也因为我们有共同抵抗的意愿。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而沉溺于令人欣慰的幻想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但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存在令人欣慰的事实的。比如欧共体各国的日益统一以及西方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北部大西洋联盟的基本力量的增强。由于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积极加入英联邦，英国对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积极关注。尽管我们需要控制公共支出，我们仍然进行大规模的援助项目。我们也尽可能的让私人和私营企业加入其中，比如废除外汇管制的限制来刺激个人海外投资。我们支持最终对各方都有益的开放贸易体制。

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繁荣与我们息息相关。自1977年我首次访华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使我倍受鼓舞的一次变化是中英关系的发展方向得到了发展。很多英国大臣在商贸上做客中国，我们也接待了许多中国领导人。中英关系多元化——政治上的、教育上的、文化上的、国防和科技上的。两国间的贸易虽未达到我所期望的水平，但已有了发展。中国对英出口正在增加，我们也期望看到英国对中出口的贸易额增长。英国工业在过去一两年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了，已经准备好了帮助中国实现宏伟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中国具有优先利益的领域：能源（包括油和煤矿开采）、通讯、建筑、港口建设、航空和电讯，以及农业科技和咨询服务。我们很乐意与你们在这些领域合作。

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在众多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国际和双边失事务中的高层交流在不断增多。今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一轮卓有成就的会谈，还尚未着手关于香港问题的讨论，我期待明天和你一起探讨这一重要的问题。

总理先生，我前面提到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但是地理上的差距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不断缩小的世界。在一首送别友人的诗中，一位唐朝诗人写道：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的话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中英两国友谊对我们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我非常荣幸今晚能在此为中英两国友谊的历史画卷上写上新的篇章。

现在请允许我提议诸位一起举杯：祝常务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先生身体健康，祝中国领导人身体健康，祝所有在场的尊贵的中国朋友身体健康，同时为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干杯！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不大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尊敬的邓小平先生、李先念主席、赵紫阳总理、各位贵宾：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先生能够光临，我感到特别高兴。刚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历史中、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在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这个协议为1997年和1997年以后这段时期保持对香港的信心以及为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愉快地回忆起我于1982年9月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那次我会见邓小平先生时，我们同意就香港前途开始会谈。我们共同的目的是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正是本着自豪和对前途充满乐观的精神，我再次来到北京签署作为会谈成果的这项协议。

这项协议完全符合英中两国的政治要求和香港人民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根据这个框架，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的五十年中，将保持其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协议给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香港人民将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制定自己的法律。协议允许香港继续制定自己的经济、财政和贸易政策，并适当地参加国际组织和协定。它保持了香港所熟悉的法律制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总之，协议为香港的未来提供了所需要的保证，使香港能继续作为贸易和金融中心在世界上发挥独特的作用。

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认可了协议中的这些特点，并批准了各自政府进行签署的意向。香港人民对决定他们前途的协议进行了充分的公开辩论。虽然他们表示有些保留，并要求澄清某些具体问题，但很明显，他们认为，协议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协议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和经济界的广泛赞扬。

联合国秘书长说，这个协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成功地解决困难的国际问题的榜样。国际上的善意和支持今后对香港至关重要。我毫不怀疑，香港会得到这种善意和支持。

谈判本身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它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我相信，在今后的合作中，我们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这对英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最重要的是，这对香港人民有利。

今天，我们荣幸地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这个独特的仪式。形势是独特的，协议也是独特的。我们的确应该有一种历史感，一种对未来的信心。最后感谢诸位光临签字仪式。

网传1991年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演讲——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

　　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后来我们(主要是美国)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应当承认，当时大多数的专家反对建设反导防御体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苏联可以以更少(约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导之“盾”。但不管怎样，我们提出发展反导防御体系，目的是希望苏联同样建造类似高造价的系统。令我们十分惋惜的是，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限于发表政治抗议。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指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后期，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而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的花费要多得多。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