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次接受一个年轻记者采访，记者突然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孔子就是一个官迷。”我愤怒而愕然。愕然的是，她如此年轻，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愤怒的是，她怎么用这样鄙夷不屑的口吻来和我谈孔子。稍微冷静一下后，我直视她的眼睛，告诉她：你一句话有两个错误，知道吗？ 现在是她愕然了。我告诉她：你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双重的强加于人。首先，你强加给我们一个所谓的“事实”：“孔子是一个官迷”。其次，你还拉来大家一起做你的附议，也就是说，你不仅自己认为“孔子是一个官迷”，而且你还认定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从而造成一种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效果：“孔子是一个官迷”于是成了一个人人承认并皆知的事实。那么，我告诉你：第一，也许你这么认为，但并不是“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比如，我就不这么认为。第二，“孔子是一个官迷”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从司马迁到今天的诸多孔子研究者——都知道孔子大约在20岁时就已经开始“仕”——也就是做官了。那一年孔子生子，鲁昭公给他送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联系到三年前孔子赴季氏家宴被阳货赶出，我们说，孔子的“士”的身份随着这条鲤鱼被送回来了。还不仅如此。鲁昭公这样的抬举，表明这个20岁的年轻人出类拔萃，被上层社会认可。所以，接下来，顺理成章地，他就去季氏家里做家臣了。家臣就是官啊。因为，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这个“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人有家的家，而是指一个世袭了很多特权和政治地位的“家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就是“官府”，季氏当时是执政，他的“家”，就相当于鲁国的“政务院”，阳货这样的首席家臣，实际上就是“政务院办公厅主任”。那么，孔子去季氏“家”做“家臣”，也就相当于去鲁国的政务院做公务员了。 孔子在季氏的政务院至少做了两任官：委吏和乘田，而且做得不错，很有政绩。“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到最后，甚至可能还做过管理祭祀、礼仪方面的较高级别的官，可以入太庙，可以参与会见国宾。这样一直到30岁左右。 按说，孔子在政务院一做十年，要政绩有政绩，要资历有资历，要人缘有人缘（他个性好，温良恭俭让），等待他的，就是升迁。可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十五岁就“志于学”的他，为了自己的“学”，也为了辅助别人的学，为了自己“明明德”，也为了“亲民”（朱熹解释为新民——也就是教导人民），他突然辞职了，租几间民房，招几个学生，做私立学校的校长兼老师了。 放弃高官（至少是做高官的前景），厚禄（此时他的收入一定远远高于他办学的那点学费），去从事私人教育，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从此以后，一直到50岁，20多年的时间里，孔子就安心地在他的学校里，和学生们在一起，“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切磋，琢磨，讨论仁，讨论义，讨论政治，讨论成人，讨论君子小人，讨论出处穷通。心无旁骛，任从时光流逝，花落水流，青春不再，暮年到来。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此时，鲁国的政治状况愈加令人担忧：一天天衰落下去的国运，强敌环伺；一天天混乱下去的政局，贼臣弄权。这时，孔子出山，挽救国家，已成朝野的一致吁求。于是，有贵族责怪孔子：“子奚不为政？”——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孔子一笑，说：“《尚书》上说：‘孝呀，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从事政治呀，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从事政治呢？” 有弟子子贡的旁敲侧击：“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入柜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敷衍道：“卖它吧！卖它吧！我正等着识货的商人哩。” 甚至，最为可笑的一幕出现了：那个曾经把17岁的孔子从季氏家宴中赶出来的阳货，此时挟持了鲁定公、季桓子从而把持了鲁国大权，他也逼着孔子出来做官，还上演了一出“送礼逼人回访”，威逼孔子做官的活报剧。 他先放出风声，想让孔子去见他。但孔子装着不知道，不去见。他没办法，便乘孔子不在家，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按那时的规矩，大夫给士送礼物，如果士不在家，没能在家里接受，就要回拜大夫。他就要用一只蒸熟的小猪来换得孔子的回拜。他精于算计，孔子也不傻，孔子也打听到他不在家，才假装去拜见。可不巧得很——也可以说是巧的很——孔子在路上遇到了阳货！ 阳货此时权势炫赫，说话的口气也冲：“过来！我对你说！”——“一个人收藏自己的才能而听任国家混乱，那叫仁吗？”——道理很正派，孔子无奈，只好说：“不可。”——“那么，本来喜欢从政却屡次错过机会。能叫智吗？”——理由也对。孔子只好又回答：“不可。”——“那你还等什么？”阳货这时已是图穷匕首现了：你还不快到我这儿来报到！孔子只好虚与周旋：“好吧，我准备去。” 这一段对话，阳货一心要逼孔子出来做官，他的每一句话都咄咄逼人，而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敷衍。一个急切而带威逼色彩；一个懒洋洋很无奈，却又不能公开绝裂。阳货极刚，孔子极柔，极刚遇极柔，竟让阳货的拔山之力无处施放。孔子没有冒犯他，没有拒绝他，但也没有答应他。到最后，阳货只能悻悻而退，而孔子则施施（音yī）而还。 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不久，阳货倒台，鲁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动荡之后，急需有人来收拾残局，收拾人心。这时，孔子出山了。从51岁到55岁，四年时间，孔子从乡长做起，一直做到司法部长，公安部长，最后，甚至被季桓子任命为他的助手，相当于政务院副总理！ 在那样的时代，在鲁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这已经是士人做官的顶点了！ 可是，就在官运如此亨通之时，孔子又不干了！他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的高龄，坐木轮车，走坎坷路，颠颠簸簸，周游列国去了！ 有这样的“官迷”吗？ 有人会说，不是他不干了，是人家不让他干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不让他干的“人家”都是谁。 此时，鲁国政坛能够影响孔子“官运”的，不外乎四个人： 鲁定公，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 鲁定公特别赏识孔子。他们还有是心照不宣的政治同盟。 季桓子特别信任孔子。不然不会让孔子作他的助手，而且，做了助手之后，孔子是“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非常融洽。 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 如果说有人不喜欢孔子，那也就是叔孙武叔。 如果孔子是“官迷”，他难道不知道搞定这些人的关系至关重要吗？或者，他搞不定和这些人的关系吗？ 他做了大夫后，强君抑臣，堕三都，得罪三桓，弄得自己离开祖国，漂泊列国之间，颠沛周游之途，有这样不会做官的“官迷”吗？ 孔子周游列国14年，去了7个国家，又有人说，孔子是找官做去的。 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如果要找官做，他何必离开鲁国？在鲁国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论语·微子》有这样一条记载：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免职。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事奉人君，到哪一国去不会被多次免职？如果为了保住职位而不正直地事奉人君，何必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论语》把这一则编入，岂不是在说孔子？ 那么，孔子在列国之间周游时，是否就是没有做官的机会呢？ 孔子离开鲁国，第一站就是卫国。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六万，即使是六万斗，也折合72万斤的粟米，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字，所以，孔子在鲁国做官，请原宪做管家，与之粟九百，原宪觉得太多了，要推辞。孔子说：“不要推辞！拿去周济你的亲戚同乡吧！”这样的高官厚禄，一旦弃之不顾，实在非一般人能做到，更非“官迷”能做到。 第二，卫灵公毫不犹豫，也给孔子六万，那不也就是希望孔子在他卫国做官吗？谁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做官的机会呢？要知道，孔子此时，是当时列国之间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礼学专家，门生遍天下，是各国竞相争夺的高端人才啊！他离开鲁国，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把鲁国治理得蒸蒸日上，日益强大，使得齐国深感威胁，于是使用反间计，美人计，使得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如果我们把列国比作公司，那么，孔子就是最著名最成功的CEO，曾经使一个小公司以小博大以弱胜强业绩辉煌，直接威胁到了齐国这样的大公司。这样的人，他还怕没有岗位吗？ 他后来确实一直没有得到过什么官职，但那不是别人不要他，而是他不要别人。正如他后来对卫国执政大臣孔文子所说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他就是一只择木的良禽，而那些诸侯并非他中意的能够托身并侍奉的善木。卫灵公在给孔子六万俸禄之后，就问过孔子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怎样列阵。孔子回答说：“礼节仪式方面的事，我曾听说一些；军队作战方面的事，我没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 原来，卫灵公此时奉行“先军政策”，置民生于不顾，只想着发展军事，到处挑衅。他问孔子战阵之事，一方面是因为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在鲁国也指挥过一些平叛之类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他是借此试探孔子：你是否赞成我的先军政策？ 孔子当然明白他的用意，如果支持他，就有官做；如果反对，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孔子这样的仁德之人，怎么可能支持他的这种涂炭生灵的政策呢？于是孔子明确表态：不支持！ 于是，第二天，孔子见卫灵公，卫灵公仰头看天上的大雁，不看孔子。孔子遂行。 天下有这样的官迷吗？ 孔子当然不反对做官，也愿意做官，但是，正如他的学生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那是为了推广道义！ 说到“仕”，我们来看看“士”。 我们知道，士在孔子前，只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且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尴尬的阶层，儒在孔子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委琐卑贱的职业。 士而仕本来是士族子弟的唯一正当出路，从这两个字的造字法可以看出两者的必然路径：士族子弟一旦成人，就是仕。“仕”就是“士”的成人形式，所以，偏旁为“立人”。但是，孔子改变了这样的现实：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言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 在这段话里，我们惊讶地发现：从政之人，仕，反而不是士。士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品格，而不是一种身份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言，士本来就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称谓，这明白无疑，本来无须发问，就如我们今天无须问“何为公务员”“何为农民工”一样。但子贡为什么要对一个本来明白无疑的问题发问？这问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已经在对士进行重新塑造，赋予士新的内涵，子贡此问，问的就是孔子所要求于士的新内涵，新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也有此一问：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篇》） 子贡是个外交人才，所以孔子特别提到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性格刚直粗野，所以孔子特别嘱咐他要搞好朋友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可见，孔子是在塑造士的品格。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大人之学。在这样的“大学”里，他超越了知识和技术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加入了培养情怀、眼界、胸襟的“大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我们看《论语》，孔子和弟子们讨论的，几乎没有专业，没有知识，更没有技术，有的是什么？是有关价值的讨论！唯有一个学生问他技术问题，被他骂回去了，那就是樊迟学稼：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篇》） 孔子这三句话牵涉到三个词：礼，义，信。这不是知识，更不是技术，而是——价值！ 经过孔子的重新改造，儒士的面貌焕然一新：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篇》）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 从此，“士”的人生目标不再是“仕”，而是承担价值：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篇》） 故而，孔子“君子不器”的主张，就是对传统儒和士的否定，是新兴儒和士的道德宣言。钱穆先生亦指出：“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 所以，孔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传统的终结者。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士的核心使命和定位都是“学”，而不再是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