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生长于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是植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丰富起来的，不仅保障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人类社会发展增添更多色调、更多范式、更多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内容摘要：中国道路的成功有许多的制度性支撑，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人享有依法行使权利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而是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重大立法重大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人民民主这些巨大优越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智，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保障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和持续稳健前行。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性的“奇迹”，而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的合理结果。中国道路是独特的，又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在现实性上是与中国人民的勤奋劳动、创造性工作，与各级领导干部忘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与党和政府实事求是地适时地制定政策分不开的。然而，除了这些现实的原因，从长时段或深层次的意义上，中国道路肯定有更深的制度性原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说明中国人民为什么愿意这样持续奋斗；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政策的顺利实施和不断完善。中国道路的成功有许许多多的制度性支撑，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显而易见，中国道路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征。中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深层文化是建立在一种关系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基础上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建立在某种单一实体性的“始基”、“本源”或单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作为绝对的基础或创造者，真理是巴门尼德式的“一”，没有给讨论留下协商的空间。中国古代（如商朝）也曾经有“帝”和“天”的存在，但是在中国，“天”也好，“帝”也罢，并不是万能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关系的象征，与民众有着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帝”或“天”的统辖力量是建立在与人的关联之中的，这种关联就构成中国文明社会治理的互动协商性质。正因为如此，欧洲启蒙运动前期伏尔泰等人曾经以理想化的中国“开明君主”与专制独裁的西方君王相比，从而启动了欧洲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更加民主的传统。

中国进一步把这种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颠覆或转换，权力的基础和起点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说，人民已经占居了“天”的逻辑位置，政府必须根据人民的意愿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点，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可以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衡量和评价政府行政的标准。

2019年11月2日，总书记到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他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这里，“全过程的民主”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质和追求。

从民主的主体上说，中国的民主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而且人人都有享有依法行使权利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的民主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又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的，民主集中制保障了高效率。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

从民主的范围上说，中国的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而是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选举时的民主，还有微观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可以说中国人民在工作岗位上充分享有民主；譬如，我过去做过校长，每年都要向教代会汇报工作，而且接受教代会代表的咨询和评价。有些国家的人民是有投票权，但是投完票还能做啥呢？

从民主的环节上讲，中国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譬如，2015年北京市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参与讨论和提出建议的人就达两万多人。在中国，出台任何政策，都要经过反复论证，而且往往还在局部做试验，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映如何，这样才能逐步推开。正如国外观察者指出的：“中国经济活力背后的真正秘密是‘引导创变’，即中央政府政策引导地方政策试验。”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性安排。

正是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国道路的成功。首先，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道路就是亿万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奋斗出来的。中国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所依靠的应该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民齐者强”“上下同欲者胜”。人民群众为什么愿意奋斗？因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其次，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国人过去就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亿万群众的智慧当然是非常可观的智慧海洋。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时候，不仅有许多的新点子出现，而且还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施展。

第三，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党恶斗式的对抗性竞争，从而能够实现选贤与能和事业的连续性。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国的民主是在所有选项中选择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让不同的党派相互对立，为攫取权力而相互掣肘。中国的协商民主则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选择领导人时亦是如此，西方是按党派，而中国是在协商过程中选择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托·鲁维多在《阿贝赛报》撰文指出：“任人唯贤的制度使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到执政党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

最后，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社会治理从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所有相关主体通过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继而实现国家的发展繁荣富强。

总之，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都是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的产物。中国制度是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足以证明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社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实现人民民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推陈出新、稳中有进，使全社会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时更加充满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