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与民族团结，是近代中国在受列强侵略欺侮条件下的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评价执政党和领袖人物所作贡献的主要依据。作为中国的缔造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在近代面临的多次中国被列强分裂的危机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集中表现在建国前后围绕夺取政权与维护主权、反对分裂问题上的三次决策与斗争：

第一次：1945年中国武装进军东北，冲破雅尔塔英美苏秘密协定，避免了第二个“外蒙古”或苏记黄俄“满洲国”的出现

人们知道“二战”胜利前夕，美英苏三国召开的雅尔塔秘密会议，实际上是美苏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美国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和苏联做交易，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中长铁路和旅大港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以减轻自己的牺牲，求得太平洋战场的提前胜利。

这件事得知后很不高兴。美国在中日战争开始时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需要中国抗日时，封中国为中美英苏四大同盟国（G4），也成为四大首脑之一。现在抗战胜利了，还要把中国领土割让出去，如何向国人交待。但在美苏交易中，也无可奈何。派宋子义、王世杰、蒋经国等与苏联谈判，获得斯大林三项保证：1. 苏军解放东北后，确保东北行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2. 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3. 不援助中国。这三项保证对来说，倒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他上台以后威胁他的政权与地位的，一是日本、二是。现在日本投降了，只要苏联不支持中国，还能存在吗？这就去掉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心病。这样，虽然让出了主权，但可以确保其政权了（即主权换政权）。

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对外蒙独立问题虽然插不上手，但对东北问题，是有资格去接受日本投降的。因为“九一八”事件后，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退出东北后，是的武装在东北坚持斗争的。尽管当时中共并不知道苏军解放东北后要交给国民党政府，但收复东北是中共“七大”就确定的方针。于是，在落实三项保证中就必然出现中国的决策与苏联进军东北的纠纷，会发生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的矛盾，进而影响美国与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贯彻落实。说到底阻力就在中国。国共重庆谈判就是在这背景下召开的。

重庆谈判，名为国共谈判，实际是三国四方的美蒋苏三方对一方的引诱与施压。8月14日，南京政府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一天，就致电，邀其到重庆谈判。接着，苏联也敦促中国通过国共谈判实现战后“和平建国”。希望中共效仿法共，走议会道路。深知其人，经过十天考虑才答应亲临重庆谈判。美国政府特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张治中乘专机到延安迎接。其规格可谓高矣！

众所周知，苏联劝导中国走法共道路，就是“交枪”“当官”的议会道路。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交出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这两条，也是决不退让的原则立场。

当时，“和平建国”的呼声很高，经过八年抗战，谁愿意再打内战呢？但怎样理解“和平建国”，立场不同，认识各异。一些民主党派也劝说交出武装，放弃根据地，有的批评是“封建割据”思想。

深知战后国共矛盾是关系着国家民族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问题。如果按照的道路走下去，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主权。他明确地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说，要是交了枪，就没有的地位，同样也没有民主党派的地位。在重庆43天，主要时间用来同国民党高层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交流看法，听取意见。后经双方作出妥协让步，将南方新四军各根据地撤退到北方，允许中国拥有一定武装和根据地，从而达成“双十和平协定”。

然而，协定归协定，行动归行动。其实，谈判一开始，就在美国帮助下，用飞机、军舰运兵到沿海和东北，与中国武装展开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特别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美、苏、国、共四方矛盾得到充分暴露。则利用矛盾，一箭双雕，明抗美蒋，暗拒苏联，激活了一盘起死回生的棋。

谁都知道：兵贵神速。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28日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国武装出现在东北。尽管按中苏条约，苏联“不援助中国”，要将东北行政权交与国民党，但总不能禁止中国人进入中国自己的东北领土。当时苏军高层对中国出兵东北缺乏思想准备，而基层更不知有国共之争，并于8月31日与我抗日联军一起占领了山海关。当时，美苏之间有“苏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的默契。但上述行动，立即被美蒋认为是苏联违约支持中国抢占东北。于是美军从9月13日开始，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大规模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接着，三国四方的矛盾立即激化，美蒋苏战略计划完全破产乱套。惟中国乱中有谋，巧妙地处理了同苏联的关系，一方面铁路线大中城市由苏军交予国民党去接管，一方面将进入东北的部队去占领苏联红军占领不到的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既让苏联按中苏条约去贯彻执行，同时也作了苏联撤出东北后，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应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战场准备。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重庆谈判中如果按照美苏对中国的要求去做，而也不顾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只顾目前“和平”去“当官”，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像那样“让主权保政权”，那么，战后的中国东北，就自然地成为美苏争霸的前哨阵地和冷战的牺牲品。美蒋可以利用东北围剿华北的中国武装力量；苏联则利用其在东北特权，培植亲苏势力，伺机成为苏记“满洲国”，后果不堪设想。

高瞻远瞩，以战略的先机，堵死了潜在的东北再成为“满洲国”的可能性。如今有人拿抗日战争时期“蒋委员长”的合法身份，用来贬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实在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无知。

如何评价领袖人物，怎样看伟人的贡献，首先就看对国家民族的贡献。黎阳同志称中国争取东北的斗争是“时代的序幕”。这也就是说，“时代”既不是从进入中国领导核心开始，也不是从开国领导人算起，而是从能担负起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与实际贡献开始的。这是对历史贡献的新认识。

第二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再次避免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危机

国共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就来说，要消灭的目的没有妥协，而最终要推翻国民党政府也没有让步。不过，回延安后提出“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的口号，准备此后同国民党展开议会斗争，还提出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在议会中斗垮国民党。说明还是有诚意去实现双十协定的。而一边签署协定，一边调兵谴将，准备内战。1946年6月围堵中原军区新四军开始，大打出手，并宣布3至6个月内消灭共军。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年多后首先在东北开始了战略决战。待到三大战役结束，长江以北已为中共所控制。国民党败局已定。

一般人都认为，解放战争是国共两党的内战，表面上看是这回事，其实质是美国人出钱出枪，中国出兵，帮助打的一场“代理战争”。不过，也有人说，是“卢布党”，没有苏联的支持哪来的中国。国民党总是一口咬定自己的失败，是因为的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话在一定意义上也没有错，但仔细想，只是失败者为掩饰自己失败原因而编造出来的拙劣借口而已。

当今国家的事务，都是同他国联系在一起的。怎样看国共两党背后的支持者，他们支持你图的是什么。这是要分析的。既要认清支持者的目的是什么？更要分析接受支持者的图谋又是什么？平心而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苏联对中国支援的是国民党而不是。虽然苏联不会像美国那样支持国民党去消灭，但怎样看战后的中国，美蒋苏的态度是一致的。特别是苏联，错估了中国的力量，还认为中国是“人造黄油”式的，无力打垮国民党而可能执政的。你看，苏联瞒着跟作了交易，不漏一点风声，先是给一个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赴重庆谈判，又是“劝”交出武装和根据地，与“团结建国”。要不是顶住美蒋苏三家的压力，三大战役结束后的中国，立即会出现国共南北分裂的现实。

1949年初的中国，美国看到未能为他卖力，正使出“弃蒋换马”的政策，扶持李宗仁上台，妄图通过“谈判”，求得“划江而治”的局面。苏联派了特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企图说服不要进军江南，也来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直到南京解放，苏联大使随国民党迁移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想与中国拉关系。当时的美国，要是愿与国民党断交，中美关系就要另写了。

早已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也摸透了苏联的企图。要是“划江而治”，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对他们都有极大好处，可以减少潜在的威胁。现在有人为美国说好话，说美国没有领土要求。这话没有错。美国只有全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又要霸权世界，最好办法是肢解中国，分成若干块，分而治之，能找到为美国打工的代理人，接受他的普世价值就行。至于苏联呢？当年苏联要外蒙古独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国家安全。中国如能“划江而治”，那么，长江以北都成了苏联防止美国进攻的缓冲区，何况又能防止将来中共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对国民党来说，原来发动内战是为了消灭，而今自己有可能被消灭的时候，也可以达到保住政权的目的。唯有，既不听美蒋的呼吁，也不听苏联派特使的劝告，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动员令。将美蒋苏三方的如意算盘打个粉碎，避免了“南北朝鲜”、“东西德国”分裂现状的出现。

对此，李宗仁回国后曾说过，要是当时确立起“划江而治”的话，将会给国家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大意）

此话深刻地告诉我们：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决不是简单的“国共内战”，而是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分裂国家的解放战争，也是维护中华文明古国的地位能得以延续发展的民族战争。

第三次：抗美援朝，彻底摆脱世界霸权的羁绊，为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石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是美军入侵台湾，阻止解放台湾和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我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一个严峻的险恶事实是，苏联已告知中国，做好美军占领朝鲜后，在东北接受朝鲜的流亡政府和人民军余部的安置工作。这不是事后的假设与猜想，而是距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前的事。

本来，历史是没有“假设”与“如果”的，但偏有一些人说抗美援朝这一仗不该打，说抗美援朝保卫了朝鲜，牺牲了自己的同胞等等。如果按照这些旨在“非毛”、意在“西化”的思路发展下去，首先是东北，很快会出现第一次危机中所说的，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外蒙古”或苏记“满洲国”的可能。

大家知道，战后的美国，凭着它的实力，一手拿着原子弹，一手拿着橄榄枝，到处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吓人。自从苏联有了原子弹之后，美苏之间，既要争雄，又怕直面冲突，存在着“谁怕谁”的问题。尽管麦克阿瑟已发出“鸭绿江不是中朝分界线”，如果美军侵入东北，苏联参战，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没有可能。即使没有此可能，但支持李承晚的军队进入东北追击“逃敌”和让的军队从东北反攻大陆，这是朝鲜战争开始后就是有计划的事。

当时，苏联与斯大林对中国与，还是不十分信任的，也有可能以第三者调停之名，再拿中国和朝鲜的主权做交易，既让美国安稳地占领朝鲜，也让苏联在中国东北扩展其特权。当时的中国，如果在美国侵台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示弱”或被“战败”，国内的反动气焰会增高，本来不好的国际环境将更为恶劣，如英、印对西藏的野心，法国在印支殖民势力对西南的窥视，国民党李弥兵团残部尚在缅甸等，都在重温昔日的中国旧梦。这样，不仅在东北、西北会出现第二、第三个“外蒙古”，而且在西南、华南出现第四、第五个“外蒙古”或“满洲国”，甚至再现“南北中国”或“东西中国”的可能。这样，中国将成为历史概念，中华民族就可能成为某些民族那样，四分五裂，互相斗争。

尽管当时的中国是的中国，上述都是不现实的假设，但如果按照“西化”派的思路，当时就不该抗美援朝的话，那么，再回到的旧中国去的假设，就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又有人会说，统治的旧中国有什么不好！台湾不就比大陆富裕吗？没有错，败退到台湾后作了些反省，特别在坚持“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是值得肯定的。至于经济，决不能拿今天台湾的经济发展，来证明过去的大陆经济也能如台湾那样发展。台湾的经济为什么比大陆好，还是去听听李敖先生的解读更为客观，无须在此多述。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同深圳、上海是大陆的一部分一样。他们的水平并不代表中国总体的水平。偌大的中国，办好一个点是能够的，办好整个面是艰难的。关键在于有一个放眼世界，立足国家民族最高利益，深知历史规律，纵揽发展全局，千头万绪，举纲带目，大公无私，应对万变的领导集团和领导核心人物。这就是中国和。

要看到，今天中国的成就，都是在抗美援朝这一仗奠定的。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工业化建设，更没有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早期工业化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建成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反辅农业的工业基础就不会有今天生活的改善与提高。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就不会拥有原子弹的国防力量。

你国民党一边倒向美国的怀抱，可以赚他跨国公司的打工钱，但叫他爹、妈也不会让你有原子武器。（当然，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主张，无原则地“一边倒”向苏联，同样制造不成原子弹。）当今的世界，没有原子弹是成不了强国的，更形不成中美苏世界三角的格局。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五六十年代勒紧裤带去制造“两弹一星”，恰恰是为了反对拿着尖端武器去发动侵略的霸权主义者。没有抗美援朝这一仗奠定的基础，中国的什么也谈不上。有人说，中国是“和平崛起”，那是睁眼说瞎话。连台湾人也说，中国要是没有，充其量也只是印度、印尼、菲律宾式的中国。

抗美援朝，是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之一，人们也许只想到那是指接到金日成发来的救援电后，在大多数领导不同意出兵情况下工作难做，决心难下，经过几天酝酿讨论才统一认识，决定出兵的情况。那还是在苏联要求中国出兵，并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的情况下作出的。实际上更难下决心的还在后头。10月8日，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援助时，是带着“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方案去的，究竟出与不出，就看苏联能支援到什么程度。但当周恩来要求空军支援时，斯大林表示暂时不能用空军支援。于是也决定暂不出兵。

10月11日，收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署的电报，在同意不出兵参战的同时，要求我们做好在东北接受朝鲜流亡政府的工作。深深地沉思了两天后给周恩来去电，阐明了“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利害关系，要他去向斯大林表明，即使没有空军支援，我们也出兵参战的决心。斯大林终于感动地流下眼泪。就是的这一决策，既在战争史上创造了弱国打退了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经典，又避免了新中国再次倒退到第一、二次那样可能被分裂、肢解的严重危机，使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重新崛起。更深层地看，这是一场扞卫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保卫战，也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序幕战。